刘元春教授：社会城市化发展中的佛教信仰问题
发布时间：2024-03-05 04:02:47作者：正觉网刘元春
都市佛教，是近年来热谈的话题。但是，目前还很少看到系统的文论。究竟什么是都市佛教，其现状、特点、作用如何，都是值得探讨的。随着社会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国际大都市的不断形成，以及佛教信仰活动方式的变化，对它的探讨与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谈三点看法，而且主要根据对居士们的调查进行分析，提供给大家讨论。
一、都市佛教的信仰结构
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信仰结构，都是由内在的与外在的因素共同组成的有机信仰体系。内在的因素是信仰的观念、思想、感情、体验，是精神内核、活动基础、理想追求；外在的因素是信仰行为、活动、组织、制度，是表现形式、具体方法、外在条件。这些因素互相作用，而形成自己特有的信仰结构，表现出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其中的信仰主体是信徒，或者说信仰结构中最关键、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人的素质最终决定着信仰的价值和品位。佛教常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都市佛教的研究，首先要注重对信徒素质的调查了解。
都市佛教只是佛教信仰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自然具有佛教的一般特点和遵循佛教信仰活动的基本规律。因此，在讨论都市佛教的时候，不能把它作为“另类宗教”而从佛教中剥离出去，也不应该过分夸大或者拔高它的特点和作用，而要把它放在佛教的整体信仰体系中进行研究。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都市佛教具有特殊的生存环境、活动空间、表现方式、价值追求，其信仰结构中各种因素有着不同于其它信仰群体的特点。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人群的生存环境与生活形态来分析，都市佛教特指“城市佛教”，对应于“农村佛教”。当然，都市与城市是不相同的概念，而城市与城镇也有差别。一般理解，都市是象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不论人口数量、现代化程度、社会影响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其它城市所能比的，或者说是特大城市；城镇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是县乡所在的小城市。不过，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那里的城乡连成一片，已经很难划分出城市与农村。而且，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尽快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不断减少农村人口的比例。也就是说，社会城市化发展必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且其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尽管如此，当前中国城乡的整体差别还十分明显，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生活水平还很低下。因此，都市化佛教的讨论虽然在未来可能只有一般的意义，但是根据中国社会城乡发展的现状和差别，目前还有“特殊性”。为了有一个基本界定，都市佛教的讨论范围以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以及国家所划定的“特大城市”为主要对象。本文主要以所了解的上海市佛教信仰情况为基础。
关于都市佛教的概念、内涵等的界定，在所看到的文章中，主要的结论大致是：都市佛教是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适应现代都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伦理而形成的，无论其存在的实体模式，还是教义学说，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市佛教以城市平民为基本信众基础，以受过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阶层为主干，以具有远见卓识、开阔胸怀的高僧大德为领袖；依托于开放的、社会意识活跃的城市氛围，倡导“人间佛教”，注重佛教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拓展，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而且，都市佛教一改明清之际佛教只重经忏、淡漠弘法的陋习，法筵常开不衰，对广大教徒进行对机入理的教化；特别是都市居士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佛学修养，因此居士佛教的兴盛成为都市佛教的重要特点。可以看出，所说的近代都市佛教的特点，除了具有佛教的一般特点之外，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信徒以综合素质较高的居士为主，二是信念以实践人间佛教为核心，因此呈现出现代、积极、开放、活跃的气象。这基本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上海等都市佛教的历史面貌，也为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借鉴。
根据对当前上海佛教情况的调查，信仰结构特别是信徒素质已经不同于过去。有关调查结果，分别以《居士们在想什么？》(笔名菩提心水，见《法音》2001年第9期)与《上海宗教徒的信仰素质与价值趋向——以佛教徒为例》(见《2002年上海市社会发展蓝皮书：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2)发表，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
其一，目前上海市佛教徒性别比例说明，女性仍占大多数。年龄比例中，50岁上下的中年人明显增多，改变了以往60岁以上老人占绝大多数的局面。就其职业特点看，虽然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但是在职人员也逐渐增多，而且分布在多种不同行业，社会面扩大。
其二，信徒的文化程度提高，不同于过去佛教徒中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况，中学文化程度的占多数，中青年信徒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增加，而且他们在宗教活动中的影响逐渐加大。文化层次的提高是上海市佛教徒素质的一个突出特点。
其三，信徒的物质生活状况普遍属于城市生活的中等水平，困难和特困生活状况的比例不多。不过，从家庭人口、关系状况看，信徒中老年夫妇两人或独居者所占比例不少，而家庭关系不理想的几近半数(自认为“一般”的大多接近于“不和睦”)。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素质较高、社会阶层广泛、生活状况正常的城市居民成为都市佛教的信仰主体。而信仰结构中的内在因素，往往通过信仰活动等体现出来。
二、都市佛教的活动特点
信徒的信仰活动是多层面多形式的。根据大乘佛教的信仰活动特点，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纯宗教意义的信仰活动，这是教徒的本分，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比如佛教徒的礼佛诵经、持戒修行等；另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现实活动，这是教徒在信仰观念的影响下积极参与服务现实人群的行为方式，比如佛教徒在“人间佛教”精神鼓舞下所从事的扶危济困等的菩萨行，都是普利社会的好事，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宗教意义。分析佛教徒信仰活动的特点，应该从这两个视角去客观地观察思考。
关于上海佛教徒信仰活动情况，我在所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已经列表分析，简要的结论有以下几个：
1、居士中绝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佛教的活动规律与戒律规范，而且大部分人还以市内的佛教寺院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不过，其中一部分人(一般都是非离退休的在职中青年居士)因为工作时间的限制，不能经常性地参与在寺院进行的宗教活动，也难以严格遵守汉传佛教的传统规制(比如长期吃素等)。根据我的调查，居士群体中比较年轻的那部分人无法经常性地参加在寺院举办的宗教活动等，习惯于联系志同道合者组成松散的“信仰沙龙”，自由地交流和研讨心得体会，周末聚会成为他们满足信仰需求的有效形式。
2、居士信徒在宗教活动中的物质投入依次是印经、建寺、法会、造像，而印经的比例最高。其它的投入依次是化缘、供养师父、社会救助、寺院补助，而用于“游方僧人”的最多，竟然高于社会救助！根据我的调查，上海佛教徒建寺、造像的投入并非都用于本地，甚至大多用于江浙等外地。多年来建寺热潮持续不断，有的是必要的修复和重建，有的是违法建筑，但大多数属于地方政府或者有关利益集团纯粹的经济行为，与宗教信仰无关。他们的投入虽然大多出于自愿，但不少人是被别人(我喜欢称之为“托儿”，其中不少是“游方居士”)“说服”的，并非真正的自愿。至于游方僧人，相当多的是假冒的或者说是“骗子”。这些原本出于信仰的经济投入，有一定的盲目性，而其存在的广泛性，反映了城市佛教徒的信仰理性还有待提高和进一步的引导。在印经活动中，往往也存在着随意性，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组织。不过印经是信仰功德，弘扬佛法，无可厚非。因此，印经弘法，注重文化，历来是城市佛教徒热衷的事，相比农村信徒由于经济困难、文化水平的限制，这一直是都市佛教徒信仰活动中的主要特征。
3、在信仰行为的变化中，肯定自己在精神和行为两方面都有积极的改变。突出的是助残扶困，培养了良好的处世方式。在被调查的居士中，多数是近几年信仰佛教的，他们的感情是纯真的。尽管他们的信仰心态中很自然地保持对来世的憧憬和佛菩萨保佑的期求，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自己精神的提升和陶冶，更加热心对社会有益活动的参与，也就是说，他们期望通过佛教信仰活动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确立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调查中所反映出的一部分人存在着消极倾向，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对信仰期望较高，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或者是传统的信仰活动，产生了失望等情绪所致。把自己的信仰行为与社会人生价值联系起来，并且积极寻求贡献社会人群的途径，是值得高度重视和热情鼓励、有效引导的大好事，是与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良好行为，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实践趋向。积极入世，展现个性，服务社会，是都市佛教信仰活动中的突出品质。
4、城市信徒绝大多数都有的弘法意识，以及大都市人所具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加之信仰素质比较高，经济实力比较强，其中不少人都曾经帮助、资助甚至经常性地支持江浙乃至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和居士团体，有的还经常性地到固定的外地信仰群体中讲经说法，扶持当地信徒。这当然与大都市的地位、影响、实力，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有关。上海佛教在近现代中国以及世界佛教中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巨大辐射作用和历史价值，已经是有目共睹的。自然，城市人所具有的一些毛病(比如骄慢、功利等)也会因为有关人的缺乏正信，而产生消极甚至恶劣的后果，也是不能回避的。比如，有些人我执我慢太重，到外地特别是农村，习惯于反客为主，盛气凌人，并且介入矛盾，不利于佛教徒的团结和信仰的健康发展。这是我调查中耳闻目睹的实际感受。随着大都市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都市佛教的影响也必将扩大。辐射范围广，活动影响大，是都市佛教的一个重要作用。
三、都市佛教的发展方向
随着社会城市化发展，都市佛教的意义将越来越重要，其作用和影响也将越来越大。都市佛教能否健康地发展，关系着佛教的整体发展。那么，都市佛教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或者说，目前佛教界应该关注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建构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呢？
当然，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界关注什么、如何发展，都必须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要求，更应该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文明与进步。这是都市佛教发展的社会前提。目前，党和政府已经为宗教营造了发挥积极作用的政策保障与社会氛围，思想界、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科学求实的理论观点，推动宗教界积极发挥有益的作用。2001年12月1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先生的《我们应有怎样的宗教观——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一文，比较权威地论证了“宗教的特殊功能”等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认为，“在经济与科教飞速发展的今天，宗教并没有消亡，其原因在于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科学与物质财富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关于宗教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他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心理功能。人不仅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不仅是理性存在，也是情感存在。压力与困惑，幸福与快乐，都是心灵对现实的主观反映。很多人对人生的种种不幸与压抑，需要通过宗教的途径来求得慰藉。在今天，宗教颠倒的幻想形式里有着美好内容，宗教的自律与操守，更是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切入点。
其次是道德功能。宗教曾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时期，是一种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法律与道德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患犯罪行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要简单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对宗教价值伦理观中的和平平等、弃恶从善等等，我们都要尊重。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许多以宗教为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抽去宗教就等于没有文化。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石窟和道教永乐宫壁画，如中国语言中的“世界”、“实际”、“体会”、“觉悟”、“平等”、“解脱”、“想入非非”、“不可思议”、“燃眉之急”、“回头是岸”等等，都产生于佛教。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要吸收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将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
他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占主导，国家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使我国政教关系有别于他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一切不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
作者论证的目的，是依据“三个代表”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率先与时俱进”，为了“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法去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教难题，以现代的思想理念去研究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从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就是说，作者论证的观点是从执政者、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尽管有关论述并不一定全面和完善，也不是针对某一种宗教的，但是佛教(都市佛教)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发挥有关的社会功能，那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佛教的特性，都市佛教未来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三本三要”。
所谓“三本”，也就是在都市佛教未来发展中，必须固守的根本。分别为：
(一)终极关怀，信仰之本。
终极关怀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质，是宗教发挥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着名学者王雷泉先生认为，宗教不解决任何人生、社会的实用问题，宗教是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人兼具动物性、社会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堕为畜生，也可以提升为圣贤，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会层面，使相对、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趋向绝对、永恒、完美。对社会来讲，宗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从而维护着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所以，宗教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公园。宗教的超越性给人生和社会提供了终极的价值标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冯林主编《21世纪中国大预测·下》页749，改革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所言极是！
生命何去何从，生存的理想形态和生命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时时萦绕着人们的心灵。这实际上是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题。不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被划为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也都利用各自的方式试图解答人们有关的困惑，当然，也都依据各自的理论体系赋予了“神圣性”色彩。所以，提及宗教的终极关怀，现代一般人往往视之为“神秘”或“迷信”。不错，从历史的维度看，“神”与“圣”等是宗教或神学的语言，古代社会那种对生命神圣性的体验曾经采取过宗教体验的形式，关于人生、生命的价值等问题的解答和理论建构，也确实表现出更多的神秘化或者迷信的特点。由于理性、科学时代的冲击，宗教的神秘性逐渐淡化。在西方，人们曾经在人本主义思潮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似乎现实功利主义就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事实却相反。即使在东方社会里，由于极端的“理性主义”追求，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日益发达的背景下，却不断地出现信仰危机与人生迷茫，在感官刺激不断满足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空虚。也就是说，人类没有了信仰的支撑，反而日益失去了尊严和幸福。
正如弗罗姆在《为自己的人》(页184，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所说的一样，“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东西；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缺乏对生命和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体验，没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从“什么都不信”到“什么都信”，从绝对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终消失(丧失人格)，“下堕为畜生”，乃至精神迷乱——这已经是当代社会的通病了。
未来社会，特别是在现代化发达的都市里，人类的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将给人充裕的闲暇和空间。但是，其结果是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人造世界里，随着空间距离的“贴近”，活生生的心灵将被“机械化”，精神空间却要“壅塞”。这样，人将在人造的世界里被奴役或异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因此，人类需要重新构筑精神家园，来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所谓精神家园，是精神和心灵始终离不开的依托，是超越物质层面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无助、迷失沉沦。在宗教，它就是终极目标、终极关怀。终极目标是社会群体伦理生活的根，它赋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价值意义，使社会道德行为成为个人自发的、主动的、神圣的、持久的、美好的、无限的，而且让道德行为者超越世俗、超脱人生。
佛教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现状考察开始，探究并引导人们去直接体验、彻悟人生万象的实质，然后树立涅槃寂静与大乘般若的终极理想，来印证生命的最高价值。为众生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赋予最高的价值理念，是佛教信仰的根本。
(二)人格高尚，修行之本。
信仰是对人类精神追求的整合与陶冶，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出高尚的人格。人格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形象和作用的统一，体现出一定的行为倾向和生活态度。人格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的各种心理的、外部的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社会文化氛围所造就的，也可以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文化趋向。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任何人都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有的人格形象，有正常与异常、高尚与低劣之分。人们一般根据一个人的社会道德行为的意义，来划分人格的高下，而社会发展要求是改变低劣的，塑造高尚的，赞叹那些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高尚人格。
人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孤立的，它最终以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成贤作圣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乃至奉献一切。用现代的标准看，理想的人格，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造福于全人类，崇高而神圣。一切优秀的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最终都要靠众多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去实现。所以，人格体现着一定的信仰理念，是信仰活动的关键。
佛教修行，就是塑造人格的过程。比如，《华严经》中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条件，要经历严格的精神修炼和社会实践：坚定的信念(十信)，坚毅的心志(十住)，切实的实践(十行)，恢弘的胸襟(十回向)，高尚的境界(十地)。大乘佛教推崇菩萨精神，反对只追求个人解脱的小乘思想，而号召人们做菩萨，直至成佛。佛的本义就是富有智慧的最高尚的人格形象，是众生学习的精神楷模。佛教修行的最高层次，应该是个人人格被社会普遍地承认。
(三)辅助弱势，化俗之本。
社会现实的苦难，以及人类乃至所有众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圆满现象，正是佛教创立的基本出发点。对社会现实消极面的体察与批判，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是佛教的本色和职责，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佛陀反对当时印度社会不合理的种姓制度，深切同情被压迫而处于弱势的群体，闪耀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在佛陀《本生经》里，诸如舍身饲虎等等故事，不仅反映出众生平等的思想，而且显示出扶贫救弱的价值取向。大乘佛教精神，更是进一步的升华。
目前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已成为社会动乱、战争的根源。弱势群体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虽然有相对性差异，但是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造成相关人群心理的、精神的、权益的、生存状态的不平衡，导致社会体系的瓦解，和平安宁的破坏。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加之相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和完善，可能会不断加剧。尤其是在开放的国际大都市里，必须高度重视。那么，作为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佛教(也包括其他宗教)，应该从理论到实践，都要关注和辅助弱势群体。化世导俗，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论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是物质上的帮助。这是都市佛教界信仰活动中应该、也能够坚持不懈的方向。
当然，谈到弱势群体，人们往往把它限定在物质生活上贫困的人群，而忽视了精神生活层面的弱势群体。前者是硬性的、明显的，后者却是软性的、隐性的。但是，贫困的人，不一定精神弱势，甚至充满了朝气，也不一定必然需要救助；相反，生活富裕的人群，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疾病，处于需要关怀和精神救助的弱势地位。根据调查，在发达的大都市里，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由于社会、工作的压力，普遍存在着精神抑郁症，所引发的比如自杀等社会问题不断增加。所以有人预言，21世纪是精神疾病流行的世纪。在都市佛教发展中，在尽力而为地帮助社会救助贫困者同时，更应该关注精神上的弱势群体。这正是佛教发挥特长的机会。
所谓“三要”，就是为了能够固守根本，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必须处理好的三个重要问题。它们是：
(一)媚俗与庸俗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活动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现象。
国际大都市是开放的移民城市，多元文化并存，社会阶层复杂。因此，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素质的人群，对精神信仰的需求是不同的。复杂多变的信仰心理，形式不一的活动要求，的确为都市佛教提出了多种信仰要求和难题。比如激烈的生存竞争、紧促的时间安排、变化的生活环境、众多的精神诱惑等等，都使都市信徒难以适应冗长的宗教活动、固定的活动时间、严格的饮食要求、清净的行为自律，他们对信仰活动具有“变通性”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同社会人群的不同生活信念进行引导、净化、整合、升华，要化导世俗，而不是被世俗所化。这就是“化俗”还是“俗化”的问题。上面讲到的终极关怀，就是要通过对人生理念的规范引导，确立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生命价值，达到化世导俗的目的。
佛教是主张“随缘”、“入世”的，根据众生机缘和社会环境，去教化引导。但是，必须作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是方便手段，不变是根本和目的，不变的是佛教的精神和特质。然而，佛教界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人们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喜欢什么就满足什么；社会流行什么就赞叹什么，社会有的都要有……佛门似乎成了自由市场，什么都吆喝，什么都买卖，弘法者宛如小商贩，廉价出售“商品”！结果，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既坑害了“消费者”，也毁辱了自己的声誉。因此，目前社会上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佛寺只看作旅游场所，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是永恒的。佛教敢于对现实生活状态进行切实的评判，保持一种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也是最值得推崇的道德风骨。不能保持和宣扬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与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历史教训，被社会轻贱的直接根源。
(二)浮躁与贵族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个人修行中的奢靡风气。
大都市的商业化氛围，勾起人们的欲望，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教人心猿意马。有人评价过去上海的商业化特点，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上海人开始逐步远离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市场成为人们生活存在的必要前提；二是上海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趋向奢靡，行为“往往逾制”，没有严固的心理束缚和禁锢。(尹继佐主编《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页3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也就是说，都市商业化发展使人们渐渐抛弃了淳朴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追求个人主义的奢靡生活方式，缺乏自律，甚至腐化堕落，使信仰和生命被铜臭气污染。
佛教信徒，特别是出家人，从自然属性上讲，也是普通的个体人，他们当然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权力。而且，佛教并不反对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对苦行和极端禁欲还是佛教创立的思想基础之一；相反，佛教关于极乐世界的描绘，实际是鼓励人们追求健康美好的富足生活，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现实主义风貌。所以，佛教不是消极避世的。没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创造，就不会有持之以恒的信仰动力。但是，佛教认为淡化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贪欲)，有利于精神品位的提高，进而有利于超脱物累欲缚，减少精神的沉沦、社会的争斗、生命的贬损。因此，佛教利用严肃的戒律，节制信徒以及众生的欲望，要求担当“人天导师”的正法主持者们朴素节俭，体现出一种生活价值理念，昭示着一种高尚的生活情趣。“超凡脱俗”不是一句空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得到的将是思想的弘扬与品格的提升。
可惜，佛教界一些人越来越在形象上下工夫，一掷千金，摆阔斗富，金缕玉衣，龙床高卧；上行下效，追名逐利，嫌贫爱富，聚敛钱财，殿宇高广；……“修行人”成了爆发户，“人天导师”家财万贯、俗不可耐，还要装腔作势、附庸风雅！——都市佛教中，佛教徒的浅薄、浮躁和生活贵族化倾向，已经成为社会批判的焦点。其实质隐含着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回想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的内因，就是僧众生活的腐化与堕落，才授人以柄的。
(三)势利与冷漠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徒社会责任中的道德缺陷。
人的道德行为与一定的社会风气是密切关联的。新的时代，都市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但是，即使谈到道德风尚已经今非昔比的上海人，不少人还认为其市民素质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自我意识增强了，但是公共意识还不足；二是公益意识还不足，对于困难人群，有些人还有漠不关心的现象；三是创造、创业和创新意识还不足，不敢冒险，容易安于现状，小富即安；四是协作意识还不足，自己办事劲头十足、成功率也高，与人合作老是算计别人、斤斤计较(同上，页274)。其实，所说的四种不足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责任意识不强，自私自利。对佛教徒来讲，就是缺乏积极的大乘菩萨精神。应该承认，佛教徒生长在同样的社会风气中，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事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自然要势利，对其他社会成员和贫弱的信徒冷漠化，就是自然的了。都市佛教徒中也存在一定的“弄堂情结”，有“小市民气”，是需要批评和引导的。而作为带头人的出家人、法师们，能否以身作则，积极主动、真诚自然地去关心信徒、帮助大家，起到楷模的作用，将成为推进佛教道德建设的关键。
另外，佛教如何应对城乡之间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都市佛教发展过程中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实质上是都市佛教界如何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推动佛教界(包括自身)相互借鉴，从对优秀传统与不良习惯的扬弃过程中，共同进步，最终提高佛教整体社会形象，寻求到一个合适的社会价值定位。
首先，从总体上讲，城市与乡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城乡对立隐含着中心与边缘、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开放与保守等文化上的二元对立组合。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居于主导地位，领导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随着城乡群众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分化出不同的社会阶层，“阶级矛盾”的产生与激化都是在所难免的。这种社会现象还将广泛地存在，不仅是城乡之间，即使城市或乡村内部也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如何利用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教理，去关注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引导社会强势阶层树立平等友爱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责任，也是一个佛教能够发挥作用的机遇。
同时，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向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会加快，城市化将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化的角度说，所谓城市化，就是人类在经历自然生态的过程中组合成高密度的会聚地，以此来建构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城市是创造新文化、新知识、新理念的场所，城市中汇集了知识、人才和科技，起着文化主导的作用，代表着现代文明。从文化的特点看，城市文化的精神是属于物质化和世俗化的，城市是世俗的发源地，市民在实际生活中讲究实用和现世主义，追求实际利益；城市生活节奏是紧张快速的，城市人的行为价值具有理智、冷静和功利的特点，在人际交往中更注重理性原则；而乡村生活则是悠闲缓慢的，乡村人的行为价值是重于情感的、直观的、淳朴的，是基于生命的感觉脉动，在人际交往中涂有鲜明的血缘色彩。在城乡居民的交流过程中，城市人在才智上、生活上的优越感，容易产生对乡村居民的鄙视感；其开放的、理性的、功利的行为趋向，也与乡村居民的行为趋向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信仰价值追求。佛教如何应对不同的信仰需求，在促进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能够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必须切实对待、并要拿出具体可行措施的现实问题。
(本文主要内容曾在上海玉佛寺内刊《觉群》上分别发表，笔名释索。现为修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