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广州讲坛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参加今天广州讲坛第14讲。 去年的12月17日，在首届广州人文科学交流会期间，我们曾经有幸邀请了张岂之先生在这里为我们做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学术报告。张岂之教授在报告中提出许多思想观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张岂之教授来到我们广州讲坛。张岂之教授今天为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四书》的文化意义”。大家知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经朱熹的大力推崇，被奉为儒家的四大经典。张岂之是我国的重要文化思想专家，现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岂之教授是我国学术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学大师，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岂之教授为我们做学术报告。

张岂之：今年在盛夏期间，我到中山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宣传部理论处曾处长知道消息之后，一定要我再来跟广州朋友见见面，就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一些意见。刚才张部长已经说过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四书》，还有《五经》，《诗》、《书》、《礼》、《乐》、《易》，还有《春秋》，孔子整理出的史书，留下了一部春秋的历史。

“四书五经”可以称之为儒家的最基本的经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名著。 张岂之：今天我们重点介绍《四书》。一提到《四书》，我们就会想起元明清三代知识分子必读的书，也可以说是元明清三代知识分子读书时基本的教材，都受过这方面的熏陶和教育。但后来在评价过程中，特别是在近代对他们的评价中，认为他们宣传了封建思想，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头脑，使得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缺少创造性。对《四书》好像还是否定的。 张岂之：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一下《四书》，《四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原来《论语》《孟子》是单独成书的，《大学》《中庸》两篇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朱熹把他们放在一起，而且一块来进行注解，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来注解这四本书，他称之为《四书》。实际上原来不是，原来只是两本书，加上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后来朱熹把它称之为《四书》。 张岂之：为什么要花四十年的时间，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注解？用这么多的精力和这么长的时间，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对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也可以有一定的启发。至少有两点可以启发我们，《四书集注》是朱熹做的，起码体现了一个道理，也就是融合中外文化，当时的外，主要是指印度的佛教，将印度佛学中某些思维的方式、思维的方法，和我们儒家的两本最重要的经典结合起来，一本是《论语》，一本是《孟子》，而且是以中国本土文化作为基础，然后加上佛学的理论思维以及推论的方法，使得《论语》《孟子》经过朱熹一解释之后，好象充满了活力。一会儿我还会就怎么充满活力，给朋友们做介绍。 张岂之：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启发，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也需要面向世界，不断吸收人类创下的文化，和自己本土的文化密切的结合和融合起来。当然融合的主体，还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不是简单的排斥中国本土文化，如果这样就没有生命力了。怎样结合起来，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张岂之：我们还可以从《四书集注》中看到，文化的传播要和教育结合起来，而且要和编写教材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有效。朱熹编的《四书集注》，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就是教材，后来元明清三代读书人从年轻时候起，就必须读这四本书。过去我们可能对教材注意不够，一说起来就好象是某某专著比较多，今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文件发表之后，就特别提到我们今天欠缺的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研究还不够，要补上去，而且我们对教材建设注意不够，今天我们把教材编著提到重要的地位。看看南宋那一代的教育家、思想家怎么编著教材，这么精心花了四十年的时间，编著了几本教材，改了又改，力求向精品方面发展。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恐怕这两点，也是我们要探讨《四书》的一个重要意义。 张岂之：至于说封建社会的衰败，到清朝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简单的《四书集注》造成的，那样就将问题简单化了。 我们今天介绍介绍《四书集注》，和朋友们商量商量，我觉得很有必要。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再到广州来，准备给朋友们介绍一下《五经》，赞成不赞成也好，我们作为国家干部或者教育界、文化界的公务员同志，都应该作一个了解。我的这个序就简单的谈到这里。 张岂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四书》。四书就是四本书，一本书就是《论语》，《论语》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对话集。学生问孔子老师一些问题，孔子来回答，或者学生之间相互讨论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汇集起来。所以也叫做孔子思想，以及他的弟子们发挥老师思想的一个言论集，随时记录下来的。 张岂之：孔子是春秋末期人，他逝世之后，弟子们将平时听讲的东西汇集起来，汇集起来之后就是听讲的记录了，古代给它一个名词，叫“论”。我们今天有论文、论说，将这些言论集中起来，就叫做“论”。学生们系统的整理孔子平时的话，学生也发挥孔子思想，大体上孔子逝世之后，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整理出一个定型的东西。后来随着版本的变化，我们就不去繁琐的推论它了，大体上成型了，孔子死后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将《论语》里重要的内容大体上整理出来了。 张岂之：孔子的出生年是公元前511年，到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期。春秋末期还有一个大的思想家，也就是老子，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老子的《道德经》。《论语》影响中国这么长，不管你赞成还是不赞成它，反正它存在了二千多年。还有朝代全盘否定它，但是否定不了，否定之后，到了一定时间又起来了，有一定的道理，究竟为什么？这个火焰还扑不灭，不想让它在社会上发生影响，不可能，一定会在社会上起影响。《论语》也就是一万二千七百多字，我们今天的博士论文还写十万字呢，《论语》消灭不了，完全否定不了。 张岂之：《论语》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仁”，人和人的关系得有一种约束，这就叫做“仁”。在《论语》里反复讲，学生问孔子什么是“仁”，老师成天讲“仁”，究竟什么是“仁”？。孔子就讲“仁者爱人、目中有人，做到目中有人这一点很难，这是儒家的起点。朋友们，真正做到目中有人是很难的，怎么对待这个人呢，就是要爱人，什么是爱人呢？有饭给他吃，有衣给他穿，就是爱他了吗？不是这个意思，怎么爱人呢？孔子讲了一条，非常浅显，但是要做到很难。春秋末期十个人中可能九个人做不到，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要做到目中有人恐怕也要努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爱人。 张岂之：要做到这一点，朋友们，恐怕很难，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给别人。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一个大教育家、思想家，能够给什么是爱人做出这么简明、非常明确的回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什么是爱人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直到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还要提倡这个。己欲立而立人，自己站得住首先要让别人站得住；己欲达而达人，你自己要发达做成功一件事，首先要让别人把事情做成功。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派，整个民族的特性就是这样，几千年过程中培育出这方面的属性，不是说我站住了要把你消灭掉，我发达了就要使你极度贫困，不是这样的。 张岂之：当然孔子还有对人的道德等各方面的解释，比如说要对父母孝，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更提倡。当时是农业社会，父母在的话，儿子不要远游，随时要在父母身边照顾。学生问孔子什么是孝，反正我每个月都给我父母送粮食，赡养他们，天气冷了之后就给他们送棉衣，这是孝吗？孔子一笑，这不是孝，这一点动物都能做到，如果只是送点小米送点稻米给父母，不回家看看，这是什么孝啊？什么是孝？首先是要有孝心，心里有父母，才是真正的孝，不仅仅是送点棉衣送点粮食。 张岂之：各种道德规范，孔子都做了一些说明。还有什么是勇敢？随时跟别人打架就是勇敢吗？不是的。为正义事业牺牲自己，去奋斗，这才是勇敢，如果仅仅孔武有力，没有正义的思想，整天跟人打架，那就是匹夫之勇。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发展我们的民族正气的。这些话拿到今天来说，也是有用的，也是不能丢的，如果丢掉了，我们民族的根就没有了。这不是专制主义，而是人生活的基本准则。 张岂之：所以《论语》对仁做了系统化深入的阐述。《论语》还有一个观点是礼。这个礼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大的方面，整个社会的结构，孔老夫子理想的社会是西周时的社会形式，西周一共存在了八百多年，这么长历史的朝代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位，后面比较长的朝代，像唐朝、清朝等等，也就是二三百年。西周存在了八百多年，首都是现在西安西北这一带，奠基了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当时的礼是贵贱有序，而且尊卑也是有区别的，孔子认为如果有这样的区别之后，社会才会有序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今天不能学习，但是里面提到的礼，作为一个文化的表现，作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我们还是可以继承过来加以发展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是人讲礼，其他动物不讲礼。这个解释就非常深刻了，孔子非常欣赏这一点。 张岂之：而且，士大夫有士大夫的礼，国君有国君的礼，当时中原各国都是诸侯国，各国都有各国的礼，西周的礼数非常多，人人必须遵守。但是礼变成单纯的形式不行了，孔子认为形式可以保留，增加新的内容。在礼里要充满内心的尊敬和爱心，将内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要统一起来。所以孔子讲了一句名言，什么是君子呢？学生要朝君子的方向努力，君子就是文质彬彬。什么是文？是外在的，比如像穿衣服很整齐，很像一个样子，而且内心又有知识，又有水平，质就是内在的。彬彬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就很好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像一个君子了。所以中国人很讲究文质彬彬。 张岂之：对礼有舍弃的，也有保留下来的。完全将古代那些“礼”骂的一塌糊涂全部丢掉也是不行的，现在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本身的礼，礼是人和人之间文明礼貌具体的规定，看来是不能舍弃的。《论语》就谈了这两个观点，一个仁，一个礼，影响大了，正因为影响大了，凭着政权的力量想把《论语》杀掉，秦始皇就讨厌这一套，但是不行。所以对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论语》，我们还是要正确对待，作为中华民族宝贵遗产一部分，客观、科学的研究它。 张岂之：朱熹将《论语》好好的整理了，对历代的注解进行了审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总结，花了很多时间，原因是他看出这本书有神奇力。 张岂之：还有《孟子》，这是孟柯写的，孟子出生是公元前372年，到公元前289年，是战国中期了。他是孔子第四代的弟子，是周国人，今天的山东周乡，孔子也是山东曲阜人，所以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今天的山东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孟子对儒家学术很有修养，希望儒家的思想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当时中原有很多小的诸侯国，他游说各诸侯家希望能够采取他的思想，但是没有一家采纳。后来他回到家乡写书宣传孔子的思想，并且加以发展，后来就有了《孟子》。《孟子》的字数就比较多了，三万五千字，完全是对话体，通过对话，朋友们可以去看，孟子头脑的细密，那种语言的犀利，还有对问题的敏感性，今天还是很让人感动的。 张岂之：《孟子》书里着重一个字，这个字到今天还需要研究，这个字就是“人”。什么是人？探讨什么是人，这个很厉害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有一个大的争论，什么争论呢？也就是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都在发表意见，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前的创举，讨论了几百年。人和兽有什么区别？要讲出一个道理。光讲人是万物之灵还不行，要讲出道理，要给人下出一个定义，要给人一个定位。 张岂之：我们今天看来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什么是人呢？有四种本能的人就叫做人。在孟子时期还没有“本能”，称为有“四心”的人就是人。那四种本能呢，恻隐之心、爱心，比如说看到小孩快掉到井里去了，拉他起来，这就是爱心。还有看到老人在冬天很冻，起了恻隐之心。有学生问孟子如果没有恻隐之心，成天仇恨人，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这又算什么呢？孟子说这很简单，穿着人的衣服，戴着人的帽子，但是没有人性，那就是衣冠禽兽。 张岂之：孟子认为要爱别人、目中有人、同情别人，而且要有谦让之心，一直到东汉末有了孔融让梨等谦让的故事发生。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最谦让的民族。还要有羞耻之心。一点羞耻之心也没有，那也不称其为人。后来有一个故事讲的很有意思，明代有一个思想家王阳明教育自己的学生，讲到什么是羞耻之心，学生不了解，后来抓了一个小偷，当场审问，王阳明让小偷层层脱衣服，脱到内衣他就不脱了，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王阳明认为这就是羞耻之心，说明这个小偷还可以改造。 张岂之：还有是非之心，人最大的特点是对对和错的事有辨认的能力。什么是人性呢？孟子回答，人性者，具有四心之人也。现在在座的朋友听起来觉得很简单，两千多年之前，将什么是人性做出这样的定义，那也不简单了，能够概括到这样，没有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恐怕不行吧？什么是人性，是具有四心之人也，孟子认为人心是善的，是好的。正因为人性善，所以经过教育，将人的善心发挥出来，使他透过学习得以不断的向前发展。

张岂之：光有四心，善良的人性够不够？不够，不能成为圣贤。怎样才能够成为圣贤呢？必须要经过学习，必须要经过人间多种痛苦的磨难，不光是先天，后天也必须经过很多磨难。所以刘少奇同志在文章中引述了孟子的一大段话，“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一次一次失败，积累经验，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后天的努力，孟子把它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经过磨炼，达到最高境界，什么境界呢？富贵不能淫，我富了有钱了，我地位很高了，做的官很大了，但是我还不做坏事。贫贱不能移，虽然我没有钱很穷，但是我志向不能改变，还要继续努力。威武不能屈，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改变我伟大的志向。给它一个名词，你做到这个地步，后天的努力学习锻炼做到这三步，这就是“大丈夫”。这翻成外文很难，给外国人说“大丈夫”不是相对妻子来说的，外国人很难理解。 张岂之：遇到磨难怎么办呢？你必须从内心要产生一种力量，克服困难。内心这个力量叫什么呢？就是浩然之气。内在精神的力量，任何的压力都摧压不垮浩然之气，这对后代的影响非常大。孟子提出要建立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农民必须要有土地，知识分子没有生产资料是可以的，凭着知识吃饭，但是农民必须要有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黎民百姓要有土地，朱熹注解孟子，什么是黎？也就是面色是黑的，和整天钻书房的白面书生产生对比，黎民就是老百姓、农民。黎民不能全部种庄稼，还要饲养家禽，老年人要吃肉类，才能御寒，而且要种桑树养蚕，要尊老要爱幼，首先是道德教育然后是知识教育。这就是小康。 张岂之：儒家最高的理想社会是天下大同。这些道理孟子周游历国，将各诸侯国的国君说的晕头晕脑的。他还提出要与人同乐，不能只让自己在宫殿里唱歌、跳舞。还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民本思想，以老百姓为本。最贵重的也就是老百姓，君和民比较起来，哪个最尊贵呢？应该是民贵君轻。这个思想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不同意，包括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成功建立元朝之后，提出将孟子的书改一改，是君贵民轻。 张岂之：所以《孟子》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人，什么是人性，人怎么锻炼，怎么克服困难，怎样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孟子》的副标题是四个字，“如何做人”。当然《孟子》的遭遇和《论语》不一样，历代君子除了朱元璋派知识分子篡改之外，现在看来这些书对我们还有很大的启发。 张岂之：还有一本书是《大学》，《大学》并不是单独的一本书，西汉时一个儒家学者名字叫戴圣，他主编了一本书《礼记》，一共49篇论文，礼记里就有一篇文章是《大学》。很小的时候学基本的《礼记》，那么《大学》里学什么？有三条纲领。《大学》怎么学习，有八个条目。三纲领八条目，清清楚楚，一共是一千三百字。用今天的话来说，什么是《大学》的理念，何为《大学》，一千三百字，讲的清清楚楚，三个纲领八个条目。 张岂之：《大学》这本书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很多人注意到了，这篇论文讲得简明扼要，一千三百多字，将求学之道讲的这么深，又有纲领又有具体的步骤，值得背下来。很多老前辈都能够背《大学》。还有一篇《礼记》中的文章，就是《中庸》。字数也不多，一共是三千五百四十五字。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一篇短文。这是讲哲学道理的，后来他们很重视，我下面还要解释，讲很抽象的哲学道理。 张岂之：我上次讲了，天道究竟是什么，人道究竟是什么，要讲哲学的道理，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中庸》就有讲到。孔子在《论语》里讲过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做事情过头做不好，或者做事情机遇到了不努力抓住机遇，机遇过去之后懊恼万分。这二者都不好，都不是中庸之道。究竟什么是中庸，在《中庸》这篇书里讲的清清楚楚，而且有理论有执行的步骤。这个东西不得了，《礼记》中这两篇东西值得重视，一篇是《大学》，一篇是《中庸》，加上《论语》、《孟子》称之为《四书》，这是下了工夫的，不是乱选的。 张岂之：南宋时代的教育家、思想家、学者朱熹给《四书》做了注解，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名字就叫《四书集注》。他做出来之后，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得到认可，一会儿我们介绍一下朱熹的生平。他晚年是受压的，他的学问，当时南宋的朝廷光宗已经明确提出它是伪学，是假的东西，那是不行的。到朱熹逝世之后，到了元代、明代、清代，《四书集注》成了那时的主流文化形态，读书人都要读《四书》，而且都是读朱熹著的四书，参加科举考试就要将《四书》背熟，虽然不到四五万字，但是将《四书集注》背下来，没有十年的寒窗恐怕不行。元明清时期主流文化的一个急进，就表现在《四书集注》。 张岂之：现在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宋代之前没有《四书》一说，为什么宋代就有了《四书》，这个必须要说清楚，这是历史的需要。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需要，不与时俱进的儒家思想是不行的，就要被别人战胜了，就失败了。你必须要与时俱进，怎么与时俱进呢？我们分析一下。 张岂之：孔子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当时整个意识形态有两大学派，最有影响，一派是儒家，一派是墨家，以墨子为代表，主张非攻、兼爱，这两大学派最重要，给它一个名词，“显学”。两大显学，用今天的通俗说法来说，就是两个势力很大影响很大的学派，一个是儒家，一个是墨家。 张岂之：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两大显学之外，还有其他的学派。班固写的《汉书》有一段文字，就是汉书里的文化书目，有哪些有文化的东西，有哪些有思想的东西，提出有十家。何为儒？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儒呢？就是对西周的历史文化很熟悉的一批读书人，称之为儒，儒者孔丘，儒者孟柯。今天这个帽子没有什么，但是当时这个帽子不得了，我是儒者。后来说儒者某某，很高兴，因为这是有学问的人。 张岂之：墨家研究自然科学，非常勤俭，而且有一个严格的团体叫墨家团体，研究自然科学留下一部很重要的书《墨经》，里面有物理学的道理，甚至说有火箭学的设想。近代梁启超先生对《墨经》研究的很深刻，那是民间手工业者一批社会下层人士组织的一个团体。 张岂之：但是到了秦汉之后，墨家就消失了，原因是什么，可以慢慢探讨，我就不在这里讲了。还有一家是道家，以两个人为代表，一个是春秋末期的老子，还有一个是战国中期的庄子，过去我们对道家老庄的思想有看法，认为是消极无为、清静，什么事都不想干预，讲求权术等等。现在看来不是这样，这是需要澄清的。 张岂之：温家宝同志去年访美，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提到昨天的中国是一个古老并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二千多年之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你看是并提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都有很大贡献，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术流派，下面就不念了，比较长了。我本人对道德经、对老子书、对庄子是情有独钟，非常喜欢，在某些点上，甚至要比《论语》、《孟子》还更喜欢一些。我一看到温家宝的这个讲演全文，高兴的不得了。 张岂之：还有中国古代总结战争的经验，根据战争的规律探索，《孙子兵法》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还有阴阳家，用阴阳来解释世界和社会的一切，当然这里面有神秘主义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符合道理的。还有法家，法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人人遵守的法律，不是，法家带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要把帝王的意志用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法的形式里贵贱有序、尊卑有序，将它规定下来。所以法家最讲权术，韩非子的书大家可以看到，帝王一出来使你心里摸不着边，他应该有一个威严使大家害怕，你不敢在帝王面前说一句话、提半句不同的道理。不仅仅如此，内心还有术，权术，谁也摸不着边，然后利用权术将你套到他的圈套里，然后一块来收拾。实际上封建社会里的皇帝，统治用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张岂之：我个人研究传统文化，对法家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感情。当然我对现代的法，老百姓的法，那是我要学习的，而且我们现在提出以法治国非常正确。 张岂之：还有名家，名者就是逻辑也，讲的东西要有逻辑，将外延要搞清楚，马的外延很大，白马、黑马、斑马，这些马都在马的概念里，称之为外延。如果你下面判断白马即马不对，那只是马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马。还有主张联络秦国或者统一起来共同反对秦国，合纵连横，两条不同的外交思想综合起来就是纵横家。还有杂家，现在说某某是杂家会不高兴的，我怎么是杂家，我难道一点专长也没有吗？其实春秋战国时期杂家很了不起，将很多学派的文化融会贯通起来，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司马相如是兼融并包，这就是杂家。 张岂之：司马相如是四川的大才子，兼容并包。还有农家，将农业生产丰富的经验学术化、理论化。春秋战国时期有十家，班固汉书里的十家就用了一个词，叫相反而相承，观点不一样，但是又相承相互促进，多好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文明历史的阶段。 张岂之：这就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朋友们，孔子创立的儒家有没有特殊地位呢？没有。孔子一生也是受了不少打击，有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国，人家造反了，他也没有饭吃，在那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况也是有的。到西汉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秦国统一中国二百多年之后，看来靠法家的思想理论统一中国不行，司马迁也说了“刻薄寡恩”，老百姓吃不消这个，今天让你修长城，明天又干那个，劳役那么多，老百姓不能安定的生活，那不行。到西汉时就总结出来应该有一个思想学术作为统一汉朝的立国思想基础，那就是儒家，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这样做。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孔子的地位还没有到迷信的程度，到了东汉，有一个大学者、思想家王充写了《论衡》，用今天的话来说，对现行的一切学术都要加以批判论及。 张岂之：王充有一篇《问孔》，孔子都是圣人了，那你的学问很高，你的那些话也未必都是真理吧？你逻辑上也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吧？我来问你一些若干的问题，王充这不是对孔子说的，孔子早已经过世了，是对当世的统治者说的。王充也没有做大官，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后来慢慢发觉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本书，坚持真理，可见这时对孔子还可以说两句，批评批评还不碍事，还没有到迷信的程度。然后到了魏晋，到唐朝儒家也不怎么样，相反道家思想盛行一时，研究从印度来的佛教，中国自身的佛教宗派也是一起来要研究这个，从天竺来了这么多的佛教学说，我们中国人怎么理解它，怎么翻译它，我们自己也应该有自己的佛教宗派，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了，儒学不怎么样。 张岂之：但是到宋代儒家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宋太祖的宰相就说了，臣有《论语》一部，其他不谈了，《论语》半部以辅助太祖定天下，还有半部《论语》辅助宋太祖治理天下。这时《论语》的地位就很高了。宋代的思想文化主流就是儒家学说，等儒家在这个时代有了统治地位之后，有没有好处？有好处，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行，影响更大扩大更快。但是处理不当也可能有副作用，如果这个学说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吸收人类的优秀文化，就有可能教条化、僵化，失去生命力。 张岂之：我们以丰富的经验回过头来看历史，我想在座的人没有反对的。宋代的儒学有没有僵化？一点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宋代的儒学是与时俱进的，原因在哪里？它怎么可以与时俱进？怎么俱进的？简单的回答是由于有了挑战，有人挑战儒学了，不进则退，就是这样的道理。挑战来自于何方？来自于印度、尼泊尔，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传到中国来，到唐朝时已经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外来的佛教向中国本土文化提出了挑战，怎么应对，将我们的大门封起来，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当时封不住。当时的学者没有今天的信息及科学的发展，要想将丝绸之路封起来，封不了，就要研究了，就要花精力研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一直到唐宋代，很多人都在研究，究竟印度的佛教向我们本土文化挑战表现在哪些方面，光讲挑战太抽象了，具体挑战表现在哪个方面。我们归纳了一下，主要是两个方面。 张岂之：一个方面，佛教讲佛性。什么是佛性？佛教认为人的现世生活是非常痛苦的，生老病死，生你没有感觉到，老你感觉到了，哪一个老人不痛苦，身体慢慢衰微，疾病缠身，儿女也不能天天侍奉，想要的东西也没有，眼看就要死了，生我们选择不了，但是老很痛苦，任何社会都应该关心老年人。病更痛苦，不但是肉体的痛苦，而且还有死亡的威胁。还有一层，谁也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滋味，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不能死亡之后再体现，死之后一切感觉都停顿了，理性也消失了。 张岂之：佛教起源的原因很吸引人，一说出来都确实是如此，都想摆脱。怎样摆脱，不要怕，佛释迦牟尼说话了，可以摆脱进入极乐世界。到中国来之后，佛教慢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营养，中国的佛教是认为人人都可以进入极乐世界的，因为儒家奠了底，人人皆可成为圣贤，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之下，佛教到中国来了，和在其他国家发展不一样，人人都皆可成佛。原因何在？有一个理论根据，给我一张介入天国的入门券。人人内心里都有佛性。什么是佛教，字面上解释成佛的可能性就是佛性，成佛的可能性也叫觉悟性，翻得好啊，我们唐朝的那些佛典翻译大师翻译的非常好。佛性是什么东西，佛跟你讲，那你是看不见的，就是存在在内心里面一种永不熄灭的永恒的精神实体。 张岂之：读了这些可能人人觉得很充实，未来有了佛的确保。孔子开了一个先例，学生问他死是什么滋味，其他任何问题孔子都耐心回答，这个问题他不高兴，未知生焉知死，不要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学生头脑里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孔子不愿意回答，让学生多探索现实世界的种种。儒家有一个特点，不讲身前死后，光讲现实，这是它的优点、特点，也是它的弱点。人很奇怪，人是奇怪的高级生物，就是要拼命了解生前死后。宗教就钻了这样的空子，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佛教可以解决，佛教怎么解决呢？佛教到中国来不管是哪一派，都叫缘，现在我们见面了，就是有缘，想不到我们可以在广州见面，都讲缘。这是佛教说的。 张岂之：儒家不讲缘的，儒家光讲道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个共同的道义将我们结合在一起。什么是缘呢？缘就是关系，佛教叫缘系，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联系到你死后，你身前和身后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挑战，我把它通俗化了，朋友们看是不是这样？到唐朝、宋朝怎么办呢？本土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佛性论上很容易打败仗，这怎么办呢？儒家对人生哲理的分析，对身前死后看来还是有欠缺的，这是弱点，怎么办？ 张岂之：儒家思想要与时俱进，要发展，不是把各个宗派的佛家经典说成是胡说八道，要丢掉，这是不行的，人的思想是丢不掉的。这就要研究，哪些是可以拿来的，我们用一用的。变一个名词，也就是适合儒家思想大框架的，这是最聪明的办法。这个聪明的办法在宋代就叫做儒学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发展，不能老一套。还有一个挑战，佛教很讲佛统论，你传佛教继承的发展、发展的关系，搞的很清楚，我们的初祖是什么，二祖是什么，三祖是什么，这是佛统论，而在唐代之前不说这个，最多讲孔孟。在唐朝时期首都是长安，韩愈看到大家为了佛万人空巷，面对这样的情况，上书皇帝，韩愈这个人实际上是很想做官的，不想冲撞皇帝，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知识分子的良知又出现了，认为再这样不得了，那当然皇帝要对他进行惩罚，官也做不成了，一贬就贬到潮州来了，当时这里是不毛之地啊。但是韩愈解决不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佛性解决不了，需要探索，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儒家也有道统，韩愈写了文章。当时还遇到一个问题，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产生了，道家是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汉时期产生的，到南北朝时发展成熟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以黄老作为起始，其中又吸收了儒家的东西，也吸收了阴阳学家的东西，也吸收了神仙家的东西。道家的主体是修炼。 张岂之：要讲求工夫境界，着重宣传长生成仙，和佛教不一样，要重视现世利益。经过修炼之后，我长生不死。我们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都不想离开这个世界，长生不死长生成仙，重视现世的利益。然后饥饿疗法等等。道家里的这种神仙思想，也对儒学提出挑战，虽然它不是一神教，但是道家有对至上神的信仰，象太上老君就是至上神，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不一样。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张岂之：毕竟儒学还是与时俱进的，吸收了他们的有关方面，都纳入到儒学的框架里来。为什么要用40年的时间，来修订《四书集注》呢？不能将各种不同的思想集注拼盘放在一起，要把它们变成一体的东西，不是疙疙瘩瘩的东西，有一个系统性的东西，这就是朱熹的《四书集注》。 张岂之：所以我说《四书集注》这本书，表现了在宋代儒学的与时俱进，一些历史的经验，我们后人研究研究，也能够使得我们聪明聪明，使它成为非常有趣的东西，也告诉我们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术，不要害怕吸收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问题是要把它们纳入我们的思想框架里来，变成我们的东西，消化了然后吸收。不要把大门封起来，封不住的，如果封起来，你最后自己会垮掉，这是很好的历史教训。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张岂之：第二个问题，我想讲讲朱熹与《四书集注》。 他怎么解决问题，他前人怎么解决的，就要谈这些问题了。朱熹是南宋时期的大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影响了元明清三代。朱熹生卒年是1130年到1200年，71岁，这个时期在我国历史时期上称为南宋时期，北宋是公元960年到1127年。这样一比，朱熹出生前三年，为什么有南宋北宋呢，北宋原来是今天河南的开封，朋友们都看过《清明上河图》，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由于少数民族、金人的侵扰，我还要用这个字，我觉得是侵扰，不要说我少数民族还是可以来的，当时他们的行为是属于侵扰，北宋的皇帝是赵构，他沿着运河到扬州，1129年到临安，就是今天浙江的杭州。 张岂之：1130年朱熹出生，名副其实是南宋，原籍是徽州婺源人，是今天的江西，后来跟着父亲到福建，所以他一生内的活动都是在我国国家的南方，做过地方官，主要是讲学，写著作，是真正的文化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白麓书院，那就是朱熹弄的，什么叫书院呢，就是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有名的学者带了一批弟子，随时问答，然后读圣贤书，思考天下国家大事。他还想办法修复和扩建了今天在长沙的岳麓书院。 张岂之：去年清华大学有一个班，不是大学本科班了，对外叫卓越领导经济班，跑到岳麓书院请一些人去讲课，讲了一个星期，这些经理们觉得收获很大。江泽民同志也到过岳麓书院，去了之后当时的所长，是我的同学，请江主席题几个字，江主席就很谦虚了，哎呀，朱夫子在这里讲课的地方，先贤的地方，我后生不敢，所以没有在岳麓书院题任何字。 张岂之：朱熹是9月8日抵达长沙的，当时在岳麓书院主持讨论，朱熹很不客气的说这里的学风不好，太虚了，不实际，又以浮躁，空谈为主，不行，大问题你们不考虑，佛教的挑战儒家怎么应对啊，你不考虑，拿不出方案来，还是空空洞洞的，这是不行的。所以他在那里的两个月时间的讲学，给我们留下丰富的资料，当然和当时的导师看法并不一致，到朱熹在岳麓书院的那一年，朱熹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我们到今天才读懂了。1166年他写了这首诗，朋友们都读过，半亩方塘一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人类的各种思想学说，以活的态度对待，把它容纳到儒家思想来，这是有背景的，不是简单的，朱熹写一首诗描写一下风光，他跟一般的文人不一样，没有这样的闲情雅治。 张岂之：从这里开始，慢慢找到了，他前面有开路者，二程做了很多工作，将佛教怎么融合起来，后来南宋的光宗继位，朱熹对皇帝说你们要讲君子臣下之道，要讲廉洁，要讲政治，当时就公布了一批伪学密党，这个词在封建社会是不得了的，59个人，朱熹名列其中，没有人敢跟他交往了，他的学术被宣布为伪学，但是他很能够写作，还能够在书院里讲学，临死之前还在修改《大学集注》，死了九年之后平反，这就是朱熹一个简单经历，帮助我们了解他具体的情况。 张岂之：朱熹用了四十年搞《四书集注》，我不想占用很长的时间，《论语》改了七遍稿子，最初的搞了一遍，叫《论语要义》，后来又搞了一篇论语的儿童启蒙读物，后来又是论语的启蒙集意，后来才搞了《四书集注》，从33岁到71岁，将近40年的时候，来修订《四书集注》，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融汇了儒学、佛学以及中国的道家。《四书集注》的思想贯穿着怎样把佛学的思想吸收过来，给朋友们举一下例子。 张岂之：在《四书集注》里不谈什么佛性等等，在《四书集注》里有一个词，你佛教谈佛性，我朱熹和我的老师程颢一样，我讲讲天理。你讲佛性，我讲天理，那什么是天理呢？他给学生讲的时候，举例说，天为什么掉不下来？地为什么陷不下去啊？为什么夏天一拿扇子扇风就来了？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一定要父慈子孝？什么原因啊？天理也。 张岂之：什么叫天理呢？就是事物的根据。也就是为人的道理，事事物物的道理，加上为人的道理，给他一个总的名词叫天理。所有的一切都是天理的表现，看天上有一个月亮，这里有一个池塘，你看看把月亮照在池塘里，那里有一个小溪，也把月亮反映进去了。在我心里也可以把月亮反映进去，这就是天理。当一个人体现了天理时，我就是不朽的。中国有不朽论，我的精神就是不朽的，我的肉体可以毁坏，我的精神是否不朽关键看是不是反映了天理。这也不是朱熹的理论，是经过前人的思想家研究出来的，你推论的方法可以吸取下来。 张岂之：佛教里有一个宗派叫禅宗，认为佛性是人人皆有的，为什么一些人不能成佛呢？灰尘将你的佛性都挡住了，因此你需要把上面的灰尘弄掉，然后使佛性光明普照，你就成佛了。这是通俗易懂的，所以对朱熹来说，人人都是天理的反映，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些人反映的全，有些人和天理完全背道而驰，怎么办呢？你要学习。学习的结果就是把心灵上的灰尘抹掉，使天理普照光明。 张岂之：现在我们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在理论思维的世界里要摸索还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天理论，总的有一个框架。再一个基本观点，要把个人的修养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和天下，这一点是儒家的立命之所，不能改变，我就是要拥抱现实，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学的安身立命之所，绝对不是因为佛学来说我就否定了，不能否定我还是要坚持下去。 张岂之：不坚持这个，儒学存在的土壤就失去了。怎么坚持呢？我必须重生，大的道理、大的天理，我个人的私欲要消灭干净。学生就问他，老师难道你不吃饭吗，吃饭是不是人欲，难道你不想穿衣服，穿衣服是不是人的欲望？朱熹说这些都不是人的欲望，吃饭都想吃精美无比的东西，谓之人欲；穿衣服要穿非常贵重的衣料，非常华丽的衣服，超过我的经济能力，叫人欲；冬天为了穿暖，这不是人欲。所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要想大事、想黎民百姓、想如何为万世开太平，你就有力量了，这样就既可以把佛教的东西拿来，而且又可以战胜它，维护儒家的安身立命之所。 张岂之：现在看来，还是有它的道理。那怎么读《四书》呢？第一部读《大学》，为什么读《大学》呢？因为《大学》就讲到为学的目的和具体步骤，打下基础。第二部，最本源的东西，《论语》，孔子的言论，不能不读，而且要熟读领会。第三部要读《孟子》，学习孟子维护儒家学术的那种思想，发展儒家学术的那种魄力，要读。第四部要读《中庸》，领略儒家不光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有很高深的哲学道理，不光是佛经有哲学，儒家的思想里也有很深刻的哲学，要读《中庸》，《中庸》很难读，但是也得钻进去，一步步有层次的进行学习。 张岂之：所以到了元明清代的统治者，觉得又有书，而且又吸收了佛教、道家的精华，又维护了儒家的基本命题，所以《四书集注》被三个朝代里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这样才能够站住脚。假如没有外来文化的挑战，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没有活水源头，死抱着儒家那么一点没有天理的东西，那是不行的。而如果把儒家最根本的东西不要了，现世世界没有什么必要性，不必为万世开太平，也不必为老百姓安居乐业考虑，那也就放弃了儒家的安身立命之所。要把过时的东西抛弃掉，要吸收对儒家思想有用的东西，纳入到我自己的框架里。 张岂之：朱熹这个人，和当时的一些名人文人比较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当时文人的激越情感，当时南宋时最激越的就是要恢复中原统一祖国，朱熹是学者是思想家，我们对比一下，活跃一下。 张岂之：朱熹生于1120卒于1300年，当时有一个叫做李清照的词人，生卒年是1084到1151年，她的词非常好，一开始就是不平凡的几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者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词里说经历家破人亡，在阳春时季，从北方来的都是旧识，但是江山已经变了颜色。这是名句。 张岂之：还有岳飞的年代，1103到1141年。一曲《满江红》，当时的历史就是这样，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希望将来有一天，山河恢复，收拾旧山河，向皇帝的宫殿朝拜。那个时代的思想，我们今天不能苛求他说讲究民主和平等，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古人，这就是那时历史的情况。 张岂之：陆游，南宋的，1125到1210年，和朱熹的年龄差不多，比朱熹大五岁。他给儿子留下了话，“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还有林升，他不是著名的诗人，但是他写了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今天杭州还有楼外楼大饭庄呢，最后一句话是已经忘了北伐中原了。 张岂之：大思想大哲学家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不足了。经过我的介绍，大家大体了解他的贡献和生平了。 张岂之：《大学》一书的要点。朱熹在《大学》章集注里说，在古代八岁入小学，我们现在六岁可以入小学，小学就是扫扫清洁卫生，如何和大人说话，如何进退，还要学习射箭、驾车、体育，还要学习写字，还要学习数字。到十五岁时，就要入大学了，入大学之后就学什么呢？宋代之前称之为太学，宋代之后称之为大学。要给他们讲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了。所以这些是《大学》的任务。那么什么是《大学》的理念呢？《大学》的原话，就是这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让你明白高尚的道德是什么，让你知道怎么做人。第二个明是形容词，高尚的道德。第二条在亲民，让老百姓也受到知识分子的感染，受到道德的感染，提高道德水平。第三条止于至善。 张岂之：这三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呢？有新鲜的地方。比如说朱熹说明明德，过去一般都是了解什么是高尚和光明的道德，使你更加的了解，而朱熹用了佛教特别是禅宗里的解决办法，人从天得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灵性，例如孟子的四心就是一种，但是后天就有私欲，私欲膨胀，个人的欲望在内心膨胀，将内心本来好的东西挡住了遮蔽起来了。现在入大学读书了，就要想办法使自己私人的欲望减少，使心里的灵性恢复原来的光明。他将禅宗的逻辑思维、思维的方式，用来解释儒家的思想。这个不错，我们今天也可以将西方的某些东西借助来解释，当然我们要解释的准确。 张岂之：第二条亲民，也是新鲜，不但我自己要把自己内心里的私欲减少，还要影响老百姓，让老百姓也能够把私欲减少，恢复道德的水平。 张岂之：第三条止于至善。一到书院成天讲这三条，很明确。这三条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训练，做人的教育，这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根本的一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教育看来还不能够完全的否定。现代大学主要是智力教育，道德教育虽然强调，但是有的地方不得其法。所以最近李长春同志有两次批示，大体的意思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宝库，至于选择那些以及如何选择，请专家们研究决定。两次批示都是同样的内容，我们要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做人的教育，摆在第一位。 张岂之：当然现在的教育不是这个理念，比如说北京大学，1926年，蔡元培先生到北京大学做校长，给大学下的定义是这样：“大学是师生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突出的是智力。”1941年清华大学培基先生的定义，是“大学非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在科学上有融汇贯通能力的一批大师，引导一批青年学子向前进。着重是智育、科学教育，将为人教育从原来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造，但原来封建教育里一些好的东西没有得到好的安排，或者说是大而空，收不到实效，不能从我做起，小孩子听了之后不起作用，相反计算机将青年人吸引到那里去了，有了糟糕的教育，这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张岂之：光有纲领不够，还需要有具体的步骤。八个条目，《大学》里提的。 第一，格物，研究具体的事物，不是关起门来。第二，致知，研究事物要有知识，在知识的基础上。第三步，诚意。在古书里我们从传统教育里，什么是意呢？就是心理活动，将心理活动和思想分开，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里成功的地方。意，意念、意见、心理活动。心里也要稳定，诚，有一个目标就可以。叫做诚意。你的心理活动要有一个方向，要有一个目标，不是成天惶惶然，要注意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引导和教育，这个很重要。 张岂之：我这一年跑了几个学校，主要讲了几个问题，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将我的通讯告诉我的现在大学本科生，我特别愿意给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的学生讲课，我收到的信有几百封了，没有一个大学生说我的前途很光明，我要奋发学习等，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心理问题，都不是政治问题。所以心理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对二十岁左右的少男少女来说，要提到很高的位置，要关心他们，生理和心理都在变化的阶段，必然会有影响，要进行好的引导。 张岂之：第四，心智，思想和心理不一样，在古代的教育里分的很清楚，这很好，心要正，思想要集中，身修，将自己修养好，将自己的家庭治理好，最后一步要把国家治理的很好，最后实现自己的理想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将个人的学习和天下、国家很自然的联系起来。所以“三纲领八条目”，将中国封建教育里精华的部分都集中起来了。 张岂之：在《大学》注解里，朱熹有一个贡献，格物致知里有一段漏掉了，我要把它补起来了，他要补，朱熹要将前人漏掉的部分补起来。他不断的研究客观事物，研究研究之后，知识越来越多了，补了这么一段，一旦豁然开通，进入新的境界，过去我研究事物比较多，忽然有一天进入新的境界，豁然开通，达到整体的了解，众事物表里清楚，所有的事情好象根本的道理我都了解了，好象我的智慧突然升了一格一样，进入了最高境界。为什么补这么一段？因为朱熹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里成佛有两个途径，一个渐修，然后你成佛了，读佛经等等，然后慢慢成佛了。还有一种是顿悟，一下子我懂得道理了，变成佛了。将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朱熹都可以用，用到儒家读书上来。开始是渐渐的积累，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读一本书，明天读一本书，积累，但是光是这样也没有用，那么多的书，几百万的书老是渐修，今天读一本明天读一本，直接头发发白了人生的道理我还不明白，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总有一天会顿悟，进入新的境界。 张岂之：孔子讲我少年时期很努力学习，每次到太庙我都问我不明白的事，我读《易经》等，翻书将绳子都弄断了，但是到了七十岁，我进入了新的境界。什么境界呢？我的行动和思想经常是吻合的，我运用自如，七十岁达到这个境界。朱熹觉得可以这样用，给人希望，而且符合学习的规律，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总有一天普遍的真理和规律我可以掌握住，整个的气质就变成了。这和佛教的渐修、顿悟两种对立的办法，朱熹通过《大学》这本书的解释，他将它统一起来了，比较符合科学。

张岂之：开始是渐修，然后总体上有所了解，老是个别渐修不行，一下子顿悟也是不可能的，飘在空中不扎实。巧妙的利用佛教中的一些东西，用在儒家的方法论上，不错。 张岂之：当然，前人是不是把《大学》这部分忽略了，然后朱熹再发现，借古人之名，就是朱熹自己在那里说，没有前人那怎么说，承认也是认识的一种飞速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说明这个东西。《大学》有没有弱点？有弱点，弱点在哪里？朋友们都很清楚，听了我粗浅的介绍。一个是道德经，想用道德的体验来代替自然界的知识、社会界的知识和一切事物知识。还有一个弱点，我们中国古代这些大思想家，希望社会能够安定发展，人人都成为圣贤之人，门不闭户等等，他不从制度上着眼，不从管理上着眼，只是从道德上自我的修养上着眼，虽然有贡献，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 张岂之：我们今天能不能完全将《四书》这一套拿过来呢？不行，它强调道德修养，但是除了道德之外，我们还有社会的知识，还有自然科学的知识，还有公共管理的知识，还有制度的建设。将整个配合起来，社会才是安定的，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道，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它面对的挑战是佛教，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从某种意义是西方的学问，怎么办？就要根据朱熹的境界，分析和了解、为我所用。 张岂之：拿来解决、改造，作为我们中国社会哲学科学的一部分。所以党中央领导同志总是讲传统文化渊远流长，没有否定的话，同时也必须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这二者结合起来，怎么结合呢？要将他们有机的统一起来，从历史看现实，从现实反思历史，这就是学界文化的一个目的，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些知识，传统优秀文化不能丢，但是我们必须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但是不能完全照搬，照搬跟中国国情不一样了。 张岂之：最后一个问题，《中庸》一书的要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中间的中，有的称之为中庸，有的称之为中正，有的称之为中行，都是指这种理想的人格，都是指最佳最好的处理事物方法。《中庸》这本书里就讲了中庸之道、中行之道、中正之道。朱熹怎么来解释它呢？佛教有一套哲学，儒家没有哲学行不行？不行。哲学在哪里？他说就在中庸之道。 张岂之：佛教有佛性，那儒家有一个什么呢？儒家就有一个中庸、中行、中正，将这些东西用不同的词来表述，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诚，诚心诚意的诚。诚者知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诚呢？按照自然规律运行，人按照规矩办事，不能随心所欲，我就强调这个。人要讲诚信，不欺人不自欺，自尊、自信、自爱，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爱万物。诚怎么得到？《中庸》有很具体的方法。 张岂之：第一条，博学之，广博的学习，多读书，多研究社会，多交流。没有这个做基础不行。 张岂之：第二条，审问之，详细的向别人请教，请教的方式很多。慎思之，要周密的思考。还有明辨之，清楚的分辨是非、辨别美丑。还要切实的身体力行。孙中山先生将这五条手书写出来送给中山大学，做到这五条，人就可以变换气质了，真正体现诚了。所以《中庸》的逻辑是这样。 张岂之：佛教有释迦牟尼，我们儒学有孔夫子，既要吸取又要维护，很简单，朱熹是完成了。《中庸》里也有弱点，什么弱点呢？不将孔子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和大圣人崇拜，《中庸》有这样一句话。“伟大啊，孔子之道，你的思想学术象天一样的高而深远”。崇拜了，这就不行了，下面《中庸》的话，你的思想学术无所不包，无处不体现了孔夫子的伟大。 张岂之：《中庸》还说君子要学两门学问，尊德性，另外还有一个道问学，具体事物的学问，两者都要学习，又有宏观又有微观才可以。你佛教好有佛祖，我这里有孔子，孔子是万物之主宰，不但是礼的体现，而且是德完美的形象。我赞成你佛教，而且从你那得到了启示，我能够做到天衣无缝了。但是没有想到，这样去渲染孔子反而效果不好，所以《四书》也有弱点，元明清三代读书人读《四书》之后，脑子里就是神话了的孔子，将孔子的人文精神、客观精神忽视掉了，这就说明光有道德的说教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和科学结合起来。令人可惜的是，元明清三代正是科学发展的时期，我们中国太沉迷于《四书集注》的学习了，而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忽视了，给我们后来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作用和效应，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四书》要了解，他对吸取外来的文化方面毕竟有很多功绩，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尽管传统文化里也有糟粕，但是在今天来说，应该更多的宣传、研究传统文化里优秀的方面，我向同志们介绍一篇文章，光明日报今年6月25日发表的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是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杨振宁先生写的，题目“中国为什么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杨先生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张岂之：这是杨先生亲身的体会，我觉得讲的非常实在：尽管中华民族历经兴衰，尽管中国有多次内战有朝代的更换，但是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人心里更只有一个中国，合则盛分则衰。像杨先生这样大科学家的出现，不光是美国自然科学的培养，在中国自然科学教育基础牢固，而且在中学时已经奠定了基础，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暑假请了国文老师教他读《孟子》，所以他屡次讲中学用一个暑假熟读《孟子》，对他一生做人做学问都有好处。后来进了西南联大读物理系，和邓稼轩先生在一起，都是选读了诗经，又接受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教授。 张岂之：后来两个人走的路不同，都到美国留学，一个在美国留下做研究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邓稼轩同志回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贡献。从这些事例中我个人觉得，在我们今天强调新的科学知识学习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恐怕还需要关注，对未来培养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科学家都是不可缺乏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中国五千多年文化里，当然有糟粕，这些糟粕当然也需要清除，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着重的发扬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优点，和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并且用于教导我们的青年以及公务人员，这样我们国家才有一个根本。如果只是学西文，恐怕不能救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所以我感觉到在四位领导下，在广州市委主办的文化讲座上，讲科学讲文化讲艺术，很有好处。 张岂之：最后我将我自己写的一篇散文给大家读一下，我也力图将儒道佛融合一下。 我写的是清华大学的荷塘，朱自清先生的河塘月色明闻天下，还有什么可写的，朱先生是漫步在东荷塘，现在还有更开阔的西荷塘，离西校门不远。月明星稀的仲夏夏，仔细品位荷塘月色，月色与荷香比以往更香，使人陶醉，我的身心仿佛经过清晰，那些斑斑点点的不知到何处了。不过这些感受并非直接来自清华荷塘，我的思绪从荷塘月色飞到距今九百多年前，我默默背诵哲人的名篇《爱莲说》。然后我的浮想却不同于这种研究式的思维，以往文人学者大多以人格的高尚伟大，以莲喻人并不多见，仔细想来，莲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如将莲花拟人化，人们可以看到，它心口如一，正直无私，它心怀坦白绝无权术，无媚之姿势。莲是高尚人品的化身，民族复兴、社会进步，莲离不开莲的奋发向上和廉洁自律，莲的寿命虽然短，但是体现了人的真善美，在清华院的荷塘边我思绪万千。我想说有了莲人间才是美好的。希望在七月、八月，在座的朋友们，有机会请到清华园欣赏莲花。 主持人：刚才我们听了张岂之教授为我们做的非常精采的学术报告，在座很多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接触过四书或者五经，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四书五经，可以说不管是读了多少，但是真正要掌握要义是很难的。今天听了张教授对四书文化意义的阐述，确实使我们加深了对四书特别是以四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任务的面前，我们如何认识四书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如何借鉴以四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积极的部分，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主持人：无论是从事宣传工作的，还是从事其他方面工作的同志，今天我们听了一堂辅导课，感受到张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很精深的研究，而且张教授今天还答应我们，今天讲完了《四书》之后，下次给我们讲五经。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张教授表示感谢。今天的报告会到这里结束。

（编辑：纪梵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