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李贽：一位有洁癖、反潮流的“职业作家”
发布时间：2024-06-08 04:01:39作者：正觉网
奇人李贽：一位有洁癖、反潮流的“职业作家”
本文原题《李贽：天生龙湖，以待卓吾》，摘自《觅文记》，韦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李贽是个奇人，从他在世到他去世后的三百年里，始终处在被夸和被骂之间，他的思想被正统者视之为异端，即使是思想开放人物，也同样对他贬斥有加，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纪晓岚以及到近代的章太炎等，都以李贽的观念为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有人夸就有人赞，比如他的好友焦竑就认为：“（李贽）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这等高尚的评价，蔡尚思先生还认为不足，其在《李贽思想体系——汉后一位反旧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中称：“我却认为他实应当坐圣人第一席，在君主专制时，他是比孔子还要难能可贵的。”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贽突然大放异彩，对于李贽思想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而对李贽的评价也同样是步步升高，不知李贽若地下有知，他会不会高兴自己几百年后又被夸赞为思想博大精深，以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李贽应该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吧。 同样是李贽，为什么历史对他的夸赞不是捧上天就是贬入地？这当然要从李贽本身去找原因。当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对李贽有这样一句评价：“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由此可知，李贽的怪异之处就是喜欢跟别人反着说：凡是天下认为对的事情，他都说不对；反过来，天下人普遍认为错的事情，他却认为对。用“文革”中的口号来形容，李贽的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反潮流，难怪当年的那些小将们把李贽看得极其伟大。当然，李贽的思想也恰好符合了那时的意识形态，比如李贽认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而大肆诛杀功臣的朱元璋则比秦始皇更伟大，是万古一帝。李贽为什么会有这些奇特的思想？前人有太多的研究文章，我也无法一一在此列出。以我有限的眼光来看，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下编中，对李贽的评价最有意思。该书中给李贽身份命名是“职业作家”，这样的一个头衔远远赶不上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所给出的评价。对于李贽与人不同的思想方式，该书将其解读为“好辩”：“那么，该如何理解李贽招牌式的好辩姿态？他为何故意挑起卫道者的辩驳呢？他真的相信自己笔下的所有一切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辩论家身份，他的谋生之道便是颠覆正统观点。他不受传统羁绊的人格角色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才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焚书》。”李贽为什么在思想观念上专门与他人作对呢？该书认为李贽是想通过这种声音引起出版界的注意：“李贽的经历突显了晚明文学文化的某些显著特征。致仕以后，他凭着成为公众人物而谋取生活，其名望通过出版界建立起来。与他在体制内的处境相比，李贽通过大张旗鼓地抨击官方体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通过出版来赚取稿酬，而后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的思维方式倒也真是接地气。《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认为，李贽早期的生活一直很窘迫，他有八个孩子，其中七个都去世了，这些孩子“都死于营养不良”。看来，李贽退休后，很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很成功：“甚至他某些方面的性格怪癖也表明他拥有相当舒适的物质条件：李贽素有洁癖，据说他雇用了好几位仆人全天候清扫庭院，‘数人缚帚不给’。”这部书的解读很有意思，它从李贽有洁癖说起。李贽每天雇好几个人清扫院落，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能够负担得起，从这个侧面来印证，他通过标新立异的观念争取到社会的影响力，而后出版商关注到了他，于是他的作品热卖，从此过上了好生活。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在其他的研究著作中我却未曾读到。从李贽的履历来看，确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所言，他早年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按说李贽的官儿当得也不小，曾经做过姚安知府，这个职位是正四品，他在此任职三年，离开姚安时，带走的财产仅是一些图书，并且他在此还写了一副楹联：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这副楹联也表明，他在姚安知府任上的确没有攒下什么积蓄，反过来说，这也证明了李贽是位清官。李贽退休之后，他的一些举措让人发现确实与众不同。万历十六年，李贽突然削发为僧。他为什么这么做？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记载，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这段话有点像客观描述。李贽因为某天头皮发痒，也懒得每天洗头梳头，所以就剃了个光头，但胡须却没有一同剃光。袁中道的这个说法在汪可受所作《卓吾老子墓碑》中得到了印证：“……余见老子于龙湖。时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秃头带须而出，一举手便就席。……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在，犹是剥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剥落乎？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爰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众皆大笑而别。”当时有人问李贽为什么剃了光头还剩着胡须？李回答说：感觉头顶太热，用手不断地挠头也不干净，某天看到仆人剃了光头，觉得不错，于是把自己的头发也都剃了。李贽剃光头的真实原因，恐怕并非如此，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出了实情：“其志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与曾继泉》）原来，李贽落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家人再来烦他。李贽退职时，把妻儿老小送回了老家，他只身一人来到了湖北麻城，但家人常常来探望他，这让他很烦，所以他落发之后就跟家人说自己出家了，以此就可以不再理世俗之事。而他的这段话又透露出了另一个细节，那就是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另类，李贽说：既然被别人看成另类，不如就做得更另类，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李贽下定决心落发为僧，但他也明说：其实出家不是他的本心。即此可知，李贽出家是多种因素促成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异端思想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李贽遭到那么多的骂名，那么，他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他曾写过一篇《自赞》：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徐朔方、孙秋克认为李贽的《自赞》“这篇奇文，可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媲美”。（《明代文学史》）李贽在该文中剖析了自己性格，同时也直言自己的历史观与他人不同，徐、孙认为李贽的这篇《自赞》是“以反语为自己画像”，不知这算不算一种自嘲精神。但他的一些行为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其中就包括他跟女弟子梅淡然之间的关系。万历十六年，李贽在麻城认识了梅国桢，而后他又认识了梅国桢的二弟梅国楼。这位梅国楼后来给李贽提供了不少帮助，当年李贽跟耿定向发生了观念上的冲突，梅国楼在李、耿二人之间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后来麻城当局准备抓捕李贽时，也是梅国楼及时通风报信劝李贽赶快离开者。梅国桢的三女儿名叫梅淡然，她在年少时接受了刘家的聘礼，但还没来得及成婚，刘就去世了，梅淡然也不想再嫁人。万历二十一年，李贽开始扩建龙潭寺，淡然听说过就写信给李，说自己也想出家。可能李贽并不希望淡然这么做，所以没有支持她的这种想法。然而梅国桢却很支持女儿的想法，他在麻城北街为女儿修建了一座绣佛精舍，以此供梅淡然念佛和刺绣，而后淡然正式削发为尼，李贽听到这件事后就写了首《题绣佛精舍》的诗作：闻说淡然此日生，淡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李贽在这首诗中夸赞淡然为“女中丈夫”。而后李还写了一篇名为《豫约》的文章，以此来说明他不视淡然为弟子，而是彼此之间称师。虽然李贽的女弟子不止淡然一位，梅家的大媳妇以及其他的几位女士，也同样拜李贽为师，但人们还是喜欢八卦李贽跟淡然之间的故事。当然，这样的八卦定然给李贽带来了骂声，直到当代，黄仁宇在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还提到了这件事：“梅国桢有一个孀居的女儿梅淡然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黄仁宇在此段话之后，有很长一个段落叙述人们对李贽的攻击：“但是李贽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淡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称赞……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礼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豕犹以为嬉，何况人乎’这些话……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贽狎妓和出入于孀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但李贽的这种做法究竟对不对，黄先生没有给出断语。而事实上，李贽跟淡然之间的关系确实很亲密。万历二十七年，李贽身在南京，他写了四首名叫《却寄》的诗，而后寄给了麻城的淡然：一回飞锡下江南，咫尺无由接笑谈。却羡婆须蜜氏女，发心犹愿见瞿昙。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如今男子知多少，却道官高即是仙。 盈盈细抹随风雪，点点红妆带雨梅。莫道门前车马富，子规今已唤春回。 声声唤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动尘。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对于这四首诗，许苏民在《李贽评传》中分别作了简述：“第一首写淡然想见到李贽，而李贽也很想念这位异性知己。其中‘婆须蜜氏女’即是指淡然女士，而‘瞿昙’（佛）则是淡然女士对李贽的推重。第二首写李贽见到淡然的来信，不免有几分感伤，感伤得潸然泪下，同时盛赞淡然女士的见识超过世间多少男子——那些‘却道官高即是仙’的男子，——正因为淡然女士见识高，所以值得自己仰慕。第三首诗前两句赞颂淡然女士的体态轻盈和花容月貌，而后两句则以‘子规’寓自己将返回湖北去与她相会之意（‘春夏有鸟曰子规，其鸣如曰不如归去’）。第四首是说自己和淡然都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并说见到了淡然女士也就是见到了观音菩萨，盛赞淡然女士貌美如花而心地善良纯洁，犹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无论李贽是真出家还是假出家，他给一位女尼写这等富有深情的诗，也确实无法让别人作他解，更何况他在诗中说自己很快就会去看淡然。转年的夏天，他也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重新回到麻城去见淡然。他的这个做法被当地人称之为“僧尼宣淫”。许苏民《李贽评传》当时主要攻击李贽的人叫黄建衷，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干？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有一段记载：原来这位黄建衷也看上了梅淡然的美色，于是想了个招数，就是让自己的小妾拜淡然为师，而后以此为借口跟淡然接触，后来淡然明白了黄的目的，于是她将计就计，最终结果让黄赔了小妾，还什么都没捞着。这真是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明代翻版，于是黄恼羞成怒，诬陷李贽与淡然之间的关系，借机报复梅家。黄建衷曾经在兵部任职，他通过关系找到了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经过黄的一番游说，冯也认为李贽的做法有些伤风败俗，于是决定“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在官府行动之前，有人得到消息，马上安排李贽避难，而后有一批人冲进了龙湖寺，他们在这里没有找到李贽，于是纵火烧了此寺中的芝佛院。原本李贽将芝佛院视之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他在此院中已经给自己建造起了舍利塔，这帮人冲进来之后找不到李贽，于是将此塔砸毁。这场风波使得李贽没有了栖身之处，后来他在朋友的邀请下去了通州。然而他的离开并不能让那些人善罢甘休，有个叫张问达的人向万历皇帝上了奏折，列出李贽的许多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他在麻城时的一些所为：“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张问达说，李贽在麻城时，竟然大白天把妓女带入寺院，然后一起洗澡，同时他还把良家妇女勾引进寺院内一同睡觉。对于这封奏折上的说法，许苏民在《李贽评传》中认为“这都是张问达发挥其想象力编出来的”。可能是万历帝觉得这些指责事出有因、查无凭据，以此来逮捕李贽似乎证据不足，但他又觉得李贽的这些做法，会导致异端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于是皇帝下令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命人将李贽逮捕。在监狱中，李贽仍然在写作，其中他写了一些诗作，最著名者则为《系中八绝》，这首诗的第五首为《书能误人》：年年岁岁笑书奴，生世无端同处女。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看来他也明白自己是因为读书而死者，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把这个“读”字换成“写”，因为他的著作在社会上流传极广。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有位侍者到监狱中为李贽剃头，而后李拿过剃头刀就自割喉咙，虽然血流满地，但当时并没有断气，侍者问他痛不痛，但他已说不出话，就用手沾着血写了“不痛”二字。侍者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又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第二天半夜他就去世了。每读到这段史实，都会让我有心中作痛的感觉，这也让我再细想《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所说的李贽的那些异端行为，是为了引起出版界的注意。李贽毕竟是个读书人，他应当明白自己的这些异端言论，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大麻烦，更何况他在自杀之前也已几次遇险，这足以提醒李贽：再这么走下去，其结果肯定不好。即使这样，李贽依然我行我素，难道他是在用生命换取金钱吗？我还是觉得李贽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特立独行，他的这些言论后来因为出版而带来了经济上的收入，这应当是意外所得的副产品，而不太可能是主观形成的一个结果。从思想观念上来说，李贽应该没有脱离王阳明的观念，因为他以王学反朱学，同时又以佛学反儒学，而后到其晚年，他又强调“三教归儒”，看似矛盾的这些言论也可看出他的心路历程。李贽的主要思想观念就是他的《童心说》。关于何为“童心”？他有大段的解释，于此不再啰嗦，但是他把这种观念用在了文学思想上。李贽的《童心说》中有这样的段落：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李贽的这些话都说得通俗明了，他认为没必要去泥古，因为历史的风气本来就在转变。那既然如此，应该如何作诗呢？李贽在《读律肤说》中这样认为：“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他认为作诗用不着被格律束缚，但完全不讲格律又不能称之为诗，他把辩证法应用在了写诗的方法论上。更有意思的是，李贽把历史上的大诗人分成“狂者”和“狷者”两类，我引用其中一段如下：“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汉氏两司马，一在前可称狂，一在后可称狷。狂者不轨于道，而狷者几圣矣。”李贽还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分为了两类，他认为苏轼是“狂者”，而苏辙是“狷者”。这种分法确实奇特。李贽特别夸赞杜甫，他认为杜甫有真性情，并且说杜甫的人格比其诗更好。当年李贽在杜陵池畔写过《南池二首》：济漯相将日暮时，此地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从前祗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李贽把杜甫的诗视之为千古文章，并且以“惊人”来形容杜甫的诗作，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夸赞。同时他还认为古人中只有谢灵运、李白和苏轼能够称为“风流人物”，他在《藏书·苏轼》中写道：“古今风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东山，本无几也。必如三子，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称万夫之雄。用之则为虎，措国家于磐石；不用则为祥麟，为威凤。天下后世，但有悲伤感叹悔不与之同时者耳。孰谓风流容易耶？”他把这三人称之为“人中龙”。虽然李贽有着极其反潮流的思想，但他同时也有看透人生的一面，比如他在《评三国志演义》中称：“曹家戏文方完，刘家戏子又上场矣，真可发一大笑也。虽然自开辟以来，哪一处不是戏场，哪一人不是戏子，哪一事不是戏文，并我今日批评《三国志》，亦是戏文内一出也。呵呵！”他认为人生如戏，一切都用不着认真，比如他落发为僧之后，仍然喝酒吃肉逛妓院，但是他在《焚书》中又说：“出家为何？为求出世也。”那么，他哪句话才是真的呢？以我的看法，他的矛盾所言均是出自其本心，只是不同的时段作出不同的解释罢了，他眼前的一切只是触景生情的感受，正如他作的一首六言诗《云中僧舍芍药》：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看来，出家与风情对李贽来说，圆融无碍。虽然李贽在性格上极其反叛，但他却是位视书如命的人，他把自己的读书观写成了一篇《读书乐》：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独不朽，愿与偕殁。倚啸丛中，声震林鹘。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李贽说他天生就是个读书人，除了读书不知道还能够干什么，因为读书乃是与古人交谈，他能为之哭，也能为之笑。有人问他何必如此，劝他应当快乐地享受这个世界，用不着去苦读书。李却认为这些古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著作，才得以不朽。相比于他的文学作品，他对古书的评点其实更受后世瞩目，比如左东岭先生在《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一书中说：“认真地讲，李贽在文学成就上最为世所重者是其文学批评而非其文学创作。他的文学批评又以其强烈的主观性为主要特色。他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乃自适自娱。”这段话既概括了李贽的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点评了他的文学批评特色。那李贽为什么特别喜欢评点古书呢？他在《寄京友书》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李贽特别喜爱的古人之一，就是东坡，他对东坡的文集有过许多批点，每次翻看时，都会心生欢喜，他在信中明确说，评点是为了自娱自乐，并非是评给他人看。但尽管这样，他还是认定自己的评点能够传之后世，影响他人。至少是他的所评之书，都会拿给好友焦竑看，比如他所评点的《东坡文集》，就曾出示给焦竑，焦看过之后大为赞赏：“故先生（指苏轼）之文，学者未尽读，即读而弗知其味，犹弗读也。卓吾先生乃诠择什一，并为点定，见者忻然传诵，争先得之为幸。大若李光弼一入汾阳之军，而旌旗壁垒，无不改色，此又一快也。”（焦竑《坡仙集卷首》）焦竑说，对于东坡的这些文章，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读，即使有人读，也没有品味出真正的主旨，这样跟没读区别不大，而李贽对该书做了评点，从此让读东坡书的人终于懂得文中所想表达的思想，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明代周晖在《金陵琐事》卷一中说：“（李贽）常云：‘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周晖记载，李贽常说天下有五大名著，分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集、苏东坡的文集、施耐庵的《水浒传》以及明代李梦阳的诗文集，将此并称为“五大”，颇为奇特。周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将李梦阳的文集换成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因为他觉得该书所包含的内容比李梦阳的诗文集更为“弘博”。但李贽没有接受周的建议，他认为王世贞的文章不如李梦阳更有古风。且不管李贽的观念是否正确，但这代表了他的好恶观。对于苏轼，李贽一向倾慕，他在《复焦弱侯》一书中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李认为东坡的文章可以惊天地动鬼神，然而世上的人只会夸东坡文章写得好，其实人们不知道，东坡写文章只是个业余爱好，李贽认为只有顶天立地的人物才能写出来永垂不朽的文章，由此可知，他认为文章好的前提是人品好。同样，他对杨慎的夸赞，也是本着这样的观念：“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之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焚书》卷五《杨升庵集》）站在李贽的视角，既然少有人有东坡那样的人品和经历，那当然也不可能写出东坡那样的奇文，如此说来，那后世的人还能不能写文章呢？李贽认为当然可以，但要能写出好文章来，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在《二十分识》一文列明了这些条件：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对于李贽的这段话，左东岭在其专著中予以了这样的解读：“李贽在此强调的是才、胆、识缺一不可。有才无胆，则怯弱不敢行事，此犹上所言缺乏狂傲之气与独立精神者，一生总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则亦空有其才而无所用；有胆无才，则更可能导致其胡行乱为。但仅有才与胆而无识则尤不可，盖才与胆皆因识见高超方能充实。但仅有才与胆则亦无才与胆。”由这段话可知，李贽强调要能写出好文章，必须要具备才、胆、识。既然有这样的素质要求，那李贽自己是否做到了呢？他在该书中继续写道：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