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金陵刻经处与近现代佛教义学
发布时间：2024-06-30 04:00:23作者：正觉网摘要：晚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阴影之中，救亡图存成为许多爱国爱教人士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经弘法、办学育人、振兴义学，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奠基人。本文详细回顾了金陵刻经处创办150年以来的曲折历程与卓异成果，展现了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赵朴初居士等著名佛教人士为全面复兴中国佛教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清晰梳理了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典翻译及义学研究的嬗变脉络，尤为翔实地阐述了金陵刻经处对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文中引用大量文献资料，真实再现了金陵刻经处从出版、教育、研究到统一佛教组织、创办佛教刊物，从博搜广弘大乘经典、重兴义学研究热潮到启迪社会革新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坚守到世界弘法的国际视野等多方面历史贡献，为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世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关键词：金陵刻经处 佛教义学 杨仁山居士 太虚大师 欧阳竟无
引言
一个半世纪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国力衰弱、列强入侵、国内战争、社会动荡的内忧外患之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第一主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佛教文化出版社——金陵刻经处，刻经演教，育才研究，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弘法利生的光辉历程，直接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近代复兴，同时也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独特宝贵的精神资源，被公认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饮水思源，薪火相传，在我国正逐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伟大复兴，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佛教助力中国梦的今天，研究回顾金陵刻经处对于近现代佛教义学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不仅对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世界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启示，而且能够为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复兴带来思想灵感，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一、金陵刻经处一百五十年回眸
1、金陵刻经处创立的背景和因缘
十九世纪中叶，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列强大肆向海外拓展殖民地，侵略势力逐步向我国延伸。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佛教由于自身积弊日深、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外来政治文化力量的挤压，也已衰败至极，处境艰难，命若悬丝。正如太虚大师曾经指出：“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
面对民族与佛教的双重危机，大批爱国爱教的仁人志士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救亡图存的探索与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开始了刻印流通经典、研究佛教义理、培育佛教人才的弘法利生事业。
杨仁山居士（1837-1911年），名文会，祖籍安徽石埭，其父朴庵公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自幼颖悟，聪明能文，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并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亦有兴趣，在他身上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也融会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神，但他淡于名利，不愿为官。
1864年，杨仁山居士在回乡料理父亲丧事时，感染时疫，于病中研读《大乘起信论》，连读数遍，爱不释手，遂启发宿慧，窥得其中奥旨，对佛教产生信仰。从此，“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并“凡亲朋往他省者，必央觅经典。见行脚僧，必询其从何处来，有何刹竿，有无经卷”，欲寻求佛经以深入研读。但当时江南久历兵燹，佛教典籍损毁殆尽，殊难觅得。1865年，时杨仁山居士初至金陵，管理工程建设，遍事搜求佛经，也仅“得经书数种”。感叹“末法有七千余年，初分时经论不昌，何能延此长久！”认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1866年，居士移居南京，在精于佛学的同事王梅叔家中发现魏源所辑《净土四经》，顿感“喜出望外”[杨仁山：《重刊净土四经跋》，《等不等观杂录》卷三，《杨仁山居士遗著》第八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88页。）]，遂与郑学川等学佛同道共同筹划刻经事业，联络社会各界捐资，于当年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刻出第一部经典——《净土四经》，并作《重刊净土四经跋》，标志金陵刻经处始创。
2、开展的工作
金陵刻经处自创办以来，集刻经、研究、讲学于一体，在流通经典、重振义学、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刻印流通佛教典籍、画像
自1866年刻出第一部经典《净土四经》后，1868年杨仁山居士于南京鸡鸣山北极阁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刻经处工作正式启动。《募刻全藏章程》规定刻经处书籍刊刻形式为“均用书册一本，以便刷印流通”，所刻经籍，“拟照楞严寺书册本目录，不复增减”，但并非所有经书都能刊刻，“名德撰著，藏内未收者尚多。全藏刻竣后，倘有余力，须众议僉同，亦可续刻。或有指刻某部者亦听。但非由戒定慧三学出者，不得滥收。”晚年，杨仁山居士有感于当时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立志组织编刻《大藏辑要》，“此书专为初学而辑，分别部类，以便检阅”，亲自手订《大藏辑要》目录，收入经籍460种，计3300多卷，将藏经内容分为华严、方等、净土、法相、般若、法华、涅槃以及传记、纂集、弘护、旁通、导俗等21部。
金陵刻经处印经，遵循“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的三不刻原则。在法义上审慎辨析，在版本上严格选择，在内容校勘上极为精审，“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误，甚费心力”，版式疏朗，刻工精致，纸质绵柔，字大悦目，从内容到形式均堪称精良，因此所刻印经籍被称为“金陵本”、“宁刻本”，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除了刻印佛经，杨仁山居士还潜心研究佛教造像，依据《造像量度经》，审定章法，并延请著名画家绘刻精美佛画，摹绘刊印流通。金陵刻经处所刻印之佛像，章法谨严，层次分明，形神兼备，清净庄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刻印风格，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及艺术价值。
本着弘法利生的精神，金陵刻经处所刻佛典采用书本形式，方便携带；所刻印流通的经典佛像，只按纸墨印工计算成本，使一般大众易于获得。如杨仁山居士晚年自述：“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
2）研究、讲学，培养佛教人才
杨仁山居士心怀大愿，而尤对当时中国佛教教风不振、教理不明、戒律废弛、佛教整体势态颓败深感忧虑，认为唯有提倡兴办新式的僧教育才能挽救佛教于“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杨仁山居士在《与某君书》中说：“鄙人所期于后学者，将来可作人天师表，开阐如来正教，不入歧途，不落权小，则末法衰颓之象，或可振兴乎？”[杨仁山：《与某君书》，《等不等观杂录》卷六，《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68—469页。）]1907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祗洹精舍，培养佛教人才，振兴佛教。开课两个学期后，因经费不支而停办。
祗洹精舍停办不久，杨仁山居士又与同仁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针对佛教衰微之象，力图振衰起弊，复兴“本师释尊之遗教”，居士被公推为会长。“该会每月开会一次，每七日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参与者多为当时学界名流。
1911年秋，杨仁山居士去世；1914年，金陵刻经处编校主任欧阳竟无又在金陵刻经处创立了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大兴研究讲学之风；1922年，复以研究部为基础成立了支那内学院，继续培养佛教人才。
3、历史与现状——几经沧桑而慧灯不熄
金陵刻经处地址于1868年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时设于南京鸡鸣山北极阁，后迁至常府街杨仁山居士暂住处，后又转迁至花牌楼居士租赁的住宅中。为使刻经处有一个永久场所，更好地开展刻经弘法事业，1897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城内延龄巷内购置一块土地，建造新房，全家人连同刻经处一起迁入。不久，母逝，三年服阕，即劝三子：“我自28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亦已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毋以世事累我。”1901年，令三子立“分家笔据”，并特意叮嘱：“此屋专作刻经处公业，系父亲三十余年经营所成，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目前家眷暂住在内，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占踞。俟各房自造住宅，即当移居。经局刻板之资，系十方善信捐助，永远作为公业。“近年家用不敷，积有欠债。通盘清算，所欠各处债项计银三千八百一十两。以目前进款大小分认归还。”居士舍宅为法，爱教利生，悲心可鉴。此即为现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南京市淮海路与延龄巷交界处，白下区淮海路35号。
1878年与1886年，杨仁山居士曾受邀先后随外交官曾纪泽和刘芝田，以参赞身份出使英、法等国，深入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科学、文化等，深刻认识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刻经弘法之心更加坚定。
正是由于强烈的爱国爱教之心，振兴国家民族的信念，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复兴中国佛教，才会有如此强大的精神驱动力。居士曾说：“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时之力”；才会有异常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在百事堪哀的当时就深情地展望：“世间治乱莫能预知，然自冷眼人观之，则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
从1866年金陵刻经处创立始到1911年去世，杨仁山居士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四十五年，期间不辞艰辛，海内海外，遍求佛经，文义版式，精择善本，亲主勘刻，广事流通，研习教理，培育人才，“奋起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其所开创的佛教文化事业，有力地推动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全面复兴。
1911年秋，杨仁山居士去世。后人按其“经版所在，即灵柩所在”的遗愿，将他安葬在刻经处深柳堂之后，竖塔为志。并按照居士生前的要求，于当日组织佛学研究会同仁在南京碑亭巷蒯寿枢住宅开会，商议维护金陵刻经处办法，讨论组成金陵刻经处董事会，公推梅光羲、吴繆、欧阳石芝、狄楚青、叶子贞、梅光远、李翊灼、王雷夏、李世由、蒯若木、濮一乘等11人为董事，并承居士遗意，由其门生欧阳竟无、陈镜清、陈宜甫三人分负编校、流通、交际之任，共同负责刻经处事业，继续刊刻《大藏辑要》及其他佛经论疏。在董事会的勉力护持下,刻经处虽于日后时局动荡、风雨飘摇之中,仍得以艰难维持。
欧阳竟无担任编校主任后，于1914年在刻经处成立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讲习佛法，兼事刻经。1918年，复以研究部为基础筹备创办支那内学院，并于1922年正式成立。1922年，由于善款用完，《大藏辑要》刊刻中止，刻经处仅以少量经典的刊刻维持业务，到1938年，业务基本停顿。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欧阳竟无率支那内学院师生入四川江津继续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进入，刻经处亦遭摧残，经版、房舍损毁重大，此后日渐衰落，濒于停顿，至1948年只剩下陈宜甫一人看守，刻经处房屋被众多租客占领，沦为一个大杂院。
1952年，陈宜甫去世，刻经处看守无人，业务完全中断。杨氏后人向在上海的赵朴老告急，联系了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支会决定予以支持，邀集上海佛教界缁素大德开会，在支会组织下成立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推定圆瑛、应慈、持松、亦幻、清定、苇舫、妙真等法师及赵朴初、方子藩、游有维、郑颂英、林子青、倪正和诸居士等二十三人为委员，赵朴老为主任，并决定由徐平轩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徐平轩到南京就任后，立刻在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南京市政府宗教事务处领导下，会同南京佛教界共同协助，于1952年6月恢复了印刷、流通两项业务。
1957年1月2日，中国佛教协会秘字第1968号函同意金陵刻经处自1957年1月起为中国佛教协会隶属下的事业单位。自此，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陆续展开了对刻经处经版、书籍、房屋的整理恢复工作。同时，将支那内学院及扬州、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刻经处的经版汇集于此，统一整理保管，经版最多时达15万余片，业务一度重振，继续刻印佛教典籍，发行国内外。
文革中，金陵刻经处再遭重创，人员遣散，房舍被占用，大量经书和3万多块经版被焚毁，许多珍贵文物及手稿散失。幸得周总理殷切关心，所藏经版中的12万多块才得以保存下来。1973年5月13日，旅居美国的杨仁山居士孙女杨步伟和孙女婿——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观光，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接见中他们向总理提出恢复金陵刻经处的请求，总理当即下达“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指示，并吩咐赵朴老安排恢复工作。此后十年中，赵朴老九次亲赴南京，得到江苏省、南京市有关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许多难题。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恢复工作，1981年，金陵刻经处重新开印《净土四经》、《百喻经》、《杨仁山居士遗著》，赵朴老撰《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自此开启了和平时代金陵刻经处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金陵刻经处自创办以来，一直传承着有千余年历史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以“刻版、刷印、装订”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书传统，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2006年，“金陵木刻印刷技艺”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海内外佛教界人士纪念金陵刻经处成立140周年》，新华网，2006年09月22日。2009年，金陵刻经处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经院一起以“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妈祖信俗等22个中国项目列入世界非遗名录》，中国新闻网，2009年09月30日。
从历史到今天，金陵刻经处在刻印流通佛典、保存刻版及文献资料、兴办佛教教育、带动佛教义学研究，以及传承雕版印刷、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范围汉文木刻版佛典的出版中心。
二、佛教义学的历史渊源
1、“佛教义学”的概念
佛教中“义学”一词，我国古已有之。《释氏稽古略》中这样定义“义学”：即名相训义之学、理论之学。又称解学。如俱舍、唯识之学，分析法相之名目与数量，并详细规定修行因果阶位之组织与文字章句之解释；亦即有关教义理论之学问。
要而言之，佛教义学，就是指为了如法进行修行实践以获得修行成就，而对佛教教理教义进行思维、理解、阐释的行为和结果。
历代《高僧传》中，都将“义解篇”排在“译经篇”后第二位，而经典的翻译本身更唯义解超人者方堪胜任。如《高僧传》中云：“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仰……太祖延请，深加崇敬。琅琊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顷之众僧共请出经，于祇洹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咨析，妙得本旨。”《宋高僧传》：“释般若,罽宾国人也。貌质魁梧，执戒严整，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就醴泉寺译出经八卷，号《本生心地观》，此之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所进者，写毕进上。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颁下其文，冠于经首。”唐宪宗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文中说：“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者，释迦如来于耆阇崛山与文殊师利、弥勒等诸大菩萨之所说也。其梵夹，我烈祖高宗之代，师子国之所献也……乃出其梵本，于醴泉寺诏京师义学大德罽宾三藏般若等八人翻译其旨，命谏议大夫孟简等四人润色其文，列为八卷，勒成一部。”
太虚大师曾讲：“故弘始三年，淳风东扇，于是诏天竺法师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及义学沙门三千余僧，手执梵文，口翻解释五十余部。”赵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也提到，“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有着前人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当时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有在道安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一大批义学僧人的辅助。“真谛不仅是翻译大家，而且也是一位义学大师，来华日久，擅长中国语言，所译经论，随翻随讲，弟子记述成为义疏……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数十卷重要经论，形成中国佛教的重要义学派别，是罗什以后玄奘以前二百余年中贡献最大的译师。”
而我国唐代的玄奘大师为求得重要的唯识经典《十七地论》的原本和解答佛法疑难问题，踏上策杖孤征、西行求法的路程，经历110国，行程5万余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当时中印度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师从戒贤法师精研唯识经典和其他佛教理论。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精通法相唯识、般若中观和其他大小乘佛法，还熟练地掌握梵文、因明、声明等学问。因通达佛法并在印度各学派交流辩论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美誉。大师于公元645年载誉归国，带回佛经657部，在其后长达19年的岁月中，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夜以继日翻译出大小乘佛教经论75部1335卷，将中国佛经翻译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译”时期，并创立发展了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为推动中国佛教发展、充实和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2、佛教义学研究的意义
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宗教，教理研究是佛教信仰的理论基础，是学佛修行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佛陀把学习佛法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学佛以闻思为开端，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研究，通达佛法的真实义，然后通过实践（修行)去印证研究的成果，最后真正体悟到佛法的要旨。
从历史上看，佛教最为兴盛的隋唐时期，也是佛教义学最为繁荣的时期，八大宗派于此形成，各宗各派高僧学者辈出，著书、立说、讲学等义学活动如火如荼，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能谈经论禅。因此，研习教典与实际修证两者根本上是相辅相成、展转增上的关系，不可割裂看待。同样的，诠释经典也不能当作单纯的学术研究，而要与实际的修学次第相融合，只有达到教证一体、见行合一，佛法才能常住世间。
由此可见，对佛教义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佛教徒修行的必要途径，是住持、传承、弘扬佛法的根本所依，也是佛教复兴的必由之路。
3、近代以前的中国佛教义学
“中国佛教经典阐释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佛教初传中国时的‘格义佛教’，到南北朝时代阐释般若思想的‘六家七宗’与学派繁荣，到隋唐时期的八宗竞秀与义学兴盛，再到近现代的佛教复兴运动与‘人间佛教’思想兴起，中国佛教的经典阐释创造了光辉的思想宝藏，形成了深厚的义学传统，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公元一世纪，佛教刚开始传入汉地，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公元二世纪中叶之后，大乘般若空宗逐渐兴起，并随着西域僧人的经典翻译而流播中国。最突出的代表为月氏国僧人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经中所阐发的缘起性空思想，对随后汉地佛教义学的兴起影响甚巨。被称为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便是因《道行般若经》在翻译上存在缺憾而发愿前往西域求经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经》的梵本，然后由他的弟子弗如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阳，并在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无叉罗和竺叔兰翻译成汉文。《放光般若》一出，立即为学人争相研阅。此类般若经典的翻译，也为随后东晋般若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乃至形成六家七宗的鼎盛局面。到了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随着鸠摩罗什大师入主长安译场，代表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思想的论典，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被系统翻译成汉文，更是促进了汉地般若空性思想的兴盛与传播。
公元四世纪以后，随着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兴起，前来汉地的天竺僧人越来越多地开始翻译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典籍，如：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8年），来自北天竺的菩提流支和中天竺的勒那摩提所翻译的《十地经论》；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来自西天竺的真谛所翻译的《摄大乘论》。以这些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为依据，在汉地分别形成了地论宗和摄论宗，这也为后来唯识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与般若学兴起前期的状况类似，由于外来僧人翻译经典的解释不一，乃至有彼此矛盾之处，遂激起玄奘大师前往天竺求法的决心。在之后长达十七年的求法之旅中，玄奘大师所求得并翻译的经典，囊括了大乘瑜伽行派主要的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同时也包括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主要论典，如《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发智论》、六足论、《俱舍论》等。不仅如此，玄奘大师还把般若空宗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六百卷也完全翻译了过来。大师翻译的系统而完整的佛经论典，不但为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更为汉传佛教其他各宗各派的兴盛，提供了宝贵的经典依据。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大乘各宗派百花竞放，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及华严宗、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唐朝末期，佛教惨遭武宗灭法，佛教的社会影响遭到极大削弱，加上宗派之间的门户成见，宋明理学的兴起，对佛教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佛教义学也趋于长达千年的衰落。直至近代，在杨仁山居士等大德的全力振兴下，佛教义学才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如赵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讲到：“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844）以来，义学凋敝达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近代的佛学提倡者首推杨仁山（1837-1911）。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性、相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性、相两宗的教义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是讲学场所，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在那里听过他的讲，在他的培育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其中特出的是欧阳竟无居士，专治法相唯识之学，他在南京举办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当时法相学的重要研究场所。与欧阳齐名的法相研究的提倡者有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居士。”
三、金陵刻经处对近现代佛教义学的贡献
太虚法师称赞杨仁山居士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太虚大师：《中国佛学》第四章《禅台贤流归净土行》，《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赵朴老赞叹：“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1、刻印流通经典
《俱舍论》中说：“佛正法有二，谓教证为体，有持说行者，此便住世间。”佛法分为教、证二法，教法就是佛陀把自己修行觉悟的方法、生命经验说出来而形成的言教；证法是有人依照这个方法去行持所获得的真实的生命体验。佛陀涅槃后，经典就成为佛法传承的载体，也是佛教的命脉。佛教在中国最为兴盛的时期，无不是伴随着经典的大量引进和翻译事业的蓬勃开展。明清之后，经论典籍的大量散失与译经事业的中断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佛教走向衰落。
杨仁山居士学佛后，深刻体会到这一点，他说“若欲亲证，须由三种渐次而入。一者文字般若，即三藏教典，及各宗著述。后学因此得开正见，不至认贼为子。二者观照般若，依前正见，作真空观，及中道第一义观。三者实相般若，由前妙观，证得诸法实相，即与般若相应，便是到彼岸，可称般若波罗蜜多矣。”而晚清之际，佛教经典从刻印、流通到学修、研究都已经十分衰落，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大乘经典都不可得见，仁山居士自言：“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
因此复兴义学，首要的是重振经典刻印事业。金陵刻经处成立后，杨仁山居士四处搜求各类佛教典籍，择善刻印，并通过第一次出使英法时在伦敦结识的日本真宗学僧南条文雄，从日本、朝鲜购买或手抄自唐五代以来国内久已散佚的佛教各宗重要典籍280余种，随即选刻流通。
此外，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下，刻经处筹办人之一释妙空在扬州创办了江北刻经处，发起人之一曹跃湘居士创办了长沙刻经处，杨仁山居士的门人学友徐蔚如、蒋维乔、周叔迦、梅光曦先后创立了北京、天津、江西刻经处。其中徐蔚如居士创办的天津刻经处，刻印了许多律藏典籍，在校刻《随机羯磨疏》时，弘一大师特作跋赞曰：“宏护律教，功在万世。”这几处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处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共同刊刻全藏和《大藏辑要》，汇成了当时刻印佛教经籍的高潮。后来欧阳竟无也在支那内学院创办刻板部门，将自己与学院同人校勘的经籍刻印流通。
除了刻印经律，杨仁山居士还特别注重各宗论著的汇集弘扬，比如编辑《贤首法集》《华严著述集要》，分别收入法藏法师全部经疏论著二十余种及华严宗专著二十九种；汇刻《大乘起信论疏解汇集》《净土经论十四种》《古逸净土十书》等合集，集中许多经本为国内长期佚失、宋明佛藏内所无。金陵刻经处还校刻了国内佚失已久的窥基大师《成唯识论述记》，此书“迨元季而失传，五百年来无人得见，好学之士以为憾。”引起了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的开展。1964年为纪念玄奘大师圆寂1300周年，金陵刻经处特意汇集大师全部译著，刻印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
金陵刻经处自成立至1911年杨仁山居士去世，四十余年间共流通经籍约2000卷，计100余万册，流通佛像10万余张。至1956年，杨仁山居士亲自手订的《大藏辑要》，已从各刻经处收录经籍369种，本处辑外零刻本收录经籍358种。至1966年，金陵刻经处共刻印经籍总计491种，其中晚清至宣统年间刻印253种，民国至解放前刻印201种，建国后刻印36种。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金陵刻经处及相关刻经机构所刻印的经籍,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可靠的经典依据,为佛教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系统原始材料，中国佛教复兴的基础得以建立，从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复兴的道路。
2、带动佛教义学学习和研究的社会风气
金陵刻经处不仅以印经流通为本，且由于杨仁山居士兼通中西的学识、爱国爱教的情怀、弘法利生的热忱、积极有力的倡导，带动了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学者、青年对佛法研究的兴趣，他们积极从佛法中汲取养分，为社会变革、民族振兴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也使金陵刻经处成为近代中国阐发佛教义理、发扬佛教文化的策源地。
如太虚大师在《告徒众书》中所说：“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佛学研究会之居士团，亦萌芽于斯际，且尝有学丛报以鼓吹之。”《独秀文存》中的《附李大槐书》也曾提到：“自杨仁山辈提倡佛法，康有为、梁启超等复从而赞美之。梁启超主《新民丛报》时，作康德学说，谓康氏说理多同佛法。章太炎先生亦云德国哲学者多致力佛法。”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说：“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十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充分体现了杨仁山居士所开创的佛教事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1）影响学者名流
“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曾直接受教于杨仁山居士，并尊为自己的学佛导师，他自述：“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谭嗣同于1896年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到南京，认识了杨仁山居士，向其请教佛学，并开始大量阅读佛学书籍，直至1898年初离开南京。他在写给其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道：“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差足自慰。”其著作《仁学》即在此期间创作。在《谭嗣同传》中，梁启超这样说：“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
谭嗣同在《仁学》中说：“日本变法之易，亦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认为“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并说“度众生外无佛法”[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大乘佛法积极入世、无我度生的精神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仁学》出版后流传甚广，轰动一时，太虚大师在入祗洹精舍学习前已读过《仁学》等新学著作，“对于谭嗣同的仁学，尤极为钦佩。由此转变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太虚大师：《我的宗教经验》，《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十二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梁启超誉谭嗣同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七《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谭嗣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4页。]杨昌济在读谭嗣同《仁学》后也表示，对佛教“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故新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宗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宗教”的梁启超，在1920初从欧洲访问回国后亦“治佛学颇勤”。1922年10月欧阳竟无在支那内学院讲《成唯识论》，梁启超时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也前来听讲，后因病中止，深以为憾：“侍讲席两旬，所以弘我者无量。方翼多聆慈诲，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积劳，病中心藏，医者督责辍课静养。而此间从事结束，非久便当北归，在此当尚有半月以上。自怅善缘短浅，有导师而不克久侍。然此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毕生受用不尽也。归后疗养稍可，当辍百业，以一年之功，专治唯识。或常以书请益，仍乞垂悯见诲。并呈拙稿数篇，能批数语掷下，亦足鼓其精进也。敬上。竟无先生吾师。启超拜。”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他讲到：“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至于如何的人生观方为美满，我却不敢说。因为我的人生观，未见得真是对的，恐怕能认清最美满的人生观，只有孔子、释迦牟尼有此功夫。”
章太炎青年时期，在朋友夏曾佑与宋恕（两人皆与杨仁山居士交游）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佛典：“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1903年6月，36岁的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在狱中精研唯识，感到非常契机：“及囚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章氏《自定年谱》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始余尝观《因明入正理论》，在日本购得《瑜伽师地论》，烦扰未卒读，羁时友人来致；及是，并致金陵所刻《成唯识论》。役毕，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法义。”在《自述学术次第》中也提到：“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则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伽》者。”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执笔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提倡以佛教助社会道德和革命：“我们中国，本称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人们“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并希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同年11月，章太炎又在《民报》上发表了《建立宗教论》。
1908年，章太炎与苏曼殊联合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反对庙产兴学，开启了佛教改进运动的先声，并对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产生影响：“我最初知太炎先生的名，是在民国前五年，读到先生以‘白衣章炳麟’署名的《告四众佛子书》，此未尝不是我次年随八指头陀办僧教育会之一动机。”苏曼殊后曾在金陵刻经处的祇洹精舍执教。1911杨仁山居士逝世，章太炎与日本佛教界人士在11月8日共同发起举行了追悼会。
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联合大会，“公请孙少侯、章太炎、熊秉三三君为本会名誉会长”。同年，章太炎因“二次革命”，再度被幽禁北京，在细致研读《瑜伽师地论》、《唯识撰要》等经典的基础上，撰成《菿汉微言》。1918年，章太炎参与太虚大师在上海所办觉社，不时莅讲，《觉社》季刊也时常刊登其文字，时有“太炎学说太虚偈，并世曾传二妙词”之句。1919年，欧阳竟无于金陵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章太炎为做《支那内学院缘起》：“余素以先秦经法敎，步骤不出孙卿、贾生。中遭忧患，而好治心之言，始窥大乘，终以慈氏、无著为主。……友人欧阳竟无尝受业石埭杨居土，独精《瑜伽师地》，所学与余同。”章太炎：后亦与太虚大师“晤谈益频”。
鲁迅先生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的时候，对金陵刻经处就有深刻印象。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杨仁山居士交谊甚厚的蒯若木居士，经常与鲁迅谈论佛法。1914年，鲁迅开始认真阅读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曾购到一本天竺僧伽斯那所著、萧齐天竺三藏法师求那毗地所译的《百喻经》，为庆祝母亲的六十寿辰，于是年7月汇寄银圆到南京，委托金陵刻经处代为刻印《百喻经》100部，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详细记述了《百喻经》刻印赠送并以之为母祝寿的情况。现在金陵刻经处仍完好保存着《百喻经》的30块雕版，尾版刻有《后记》：“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圆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赀六圆，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1981年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金陵刻经处又复印《百喻经》以为纪念，书前还刊印有赵朴老亲自题签的书名。
此外，当时大批硕学宏儒如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等也与杨仁山居士时相研讨佛法。出于居士门下的学人名流居士尚有“民国江西佛教三杰”桂伯华、李证刚、梅光羲，及黎端甫、李澹缘、孙少侯、蒯若木、狄楚青、高鹤年等著名居士。其中桂伯华精于密宗，黎端甫善于三论，梅光羲、李证刚、欧阳竟无等均擅长于法相唯识。
2）开办学校、研究会
金陵刻经处及其开办的祇洹精舍，培养了以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为代表的优秀佛教僧俗人才。太虚大师后来创建了武昌佛学院等院校，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佛教改革运动；欧阳竟无创办了支那内学院，这些院校成为祇洹精舍的延续，为佛教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佛学研究会也凝聚了大量高素质的居士，共同研究佛法，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佛教研究的社会风气。
3）佛法走进高校
民国以后，一批深受杨仁山、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影响的著名学者、居士，纷纷在大学开设了佛学课程。比如，梁漱溟、汤用彤在北京大学先后讲授佛学和佛教史，蒋维乔在东南大学讲授《百法明门论》，唐大圆、张化声在武汉大学开讲《唯识三十颂》，景昌极、李证刚于东北大学宣讲唯识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开讲佛学，王恩洋在成都大学开讲佛学等，使佛学研究走向高等学府的讲坛。
4）创办刊物
1912年3月，李翊灼、欧阳渐、蒯寿枢等佛学研究会会员、金陵刻经处董事向孙中山总统申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在上海创办会刊——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佛学丛报》月刊，内容包括学理、论说、图像、传记、文苑、问答、佛教新闻等。《佛学丛报》于1914年2月15日第九期刊登印光大师《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3月15日第十期发表《宗教不宜混滥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和《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这是印光大师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四篇论文。《佛学丛报》编辑部在第十期所载印光大师《宗教不宜混滥论》后附识中对大师作了高度评价。此四论文的发表，可谓大师开始以文字弘法的标志。1924年，欧阳竟无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办《内学》年刊，是我国最早的纯佛学学术刊物，代表了当时中国居士佛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继《佛学丛报》后，各佛教团体出版了大量刊物，对推动佛教的发展、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3.兴办教育、培养人才
1）祇洹精舍
“佛法二宝，赖僧弘传”，历史上佛法兴盛的时期，无不是群贤汇聚，高僧辈出。我国早在唐代就开始设立了“试经度僧”的制度，因此出家人素质普遍较高，堪为人天师表，能够住持正法，化导众生。
近代以后，佛教渐渐式微，佛教徒出家考试制度也在清朝被废除，由是泥沙俱下，义学不兴，戒律松弛，僧伽素质低下。如杨仁山居士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说：“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又言：“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面对此种颓废景象，居士深感培养佛教人才为振兴佛法的当务之急。
1893年，“现代印度佛教复兴之父”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参加了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1895年在上海与杨仁山居士会晤,寻求中国同道共同复兴印度佛教，希望中国能派高僧到印度弘法。杨仁山对达摩波罗复兴印度佛教进而弘扬佛法于世界的理想深表赞同，但“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或时节因缘犹未至耶？请以观诸异日。”
自1901年，国内庙产兴学运动迭起，佛教陷入存亡危机，各省以保护寺产为目的，陆续兴办了一些僧教育机构。1904年，杨仁山居士也在金陵刻经处内添造房舍，为创办学堂做准备：“现拟添造房舍，能住二十人，造就佛学导师，为开释氏学堂计也。”为汲取日本举办僧教育的成功经验，1906年11月，居士又通过南条文雄获取日本佛教各宗学校章程，以资参考。
1908年，释氏学堂——祗洹精舍，在金陵刻经处内正式开学。杨仁山居士特作《祗洹精舍开学记》揭示办学宗旨：“释迦如来涅槃后二千八百六十年，摩诃震旦国外凡学人建立祗洹精舍于大江之南建业城中，兴遗教也。……以英文而贯通华梵。华梵既通，则古今一致。凡圣交参，皆不离乎现前一念介尔之心。于是乎振铃开学。”并作《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一文，对精舍的学修安排作了详细的规划，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两个阶段。普通学三年，“每日课程六堂，每堂一点钟。上午第一堂佛教，下午第一堂佛教。其余四堂，分课本国文理、史学、地理、算法、梵文、英文、东文。专门学自第四年起，或两年，或三、五年，不拘期限，学习各宗典籍。“专门学者，不但文义精通，直须观行相应，断惑证真，始免说食数宝之诮。
祇洹精舍初始课程主要分三门，“用三门教授：一者，佛法；二者，汉文；三者，英文。俟英语纯熟，方能赴印度学梵文，再以佛法传入彼土”，特聘谛闲法师担任学监，苏曼殊教授英文，保庆名士李晓暾教授国文，杨仁山居士亲任佛学讲席。“教习各尽义务，不送修金；虚礼浮文，一概不用。来本塾者，人人自知分所应为，无主客之分，平等平等，各尽其心而已。”[杨仁山：《与释式海书》，《等不等观杂录》卷五，《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30页。）]就学者以镇江、扬州诸大寺庙召选的出家僧徒为主，有释太虚、释仁山、释惠敏、释开悟、释智光、释观同、释栖云、释了悟、释善亮和在家众邱晞明等十数位。
太虚大师于1909年春入祇洹精舍学习，后来大师曾讲述他的动机和学习情况：“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赴江苏僧教育会，回甬过年。次春，奘老与圆瑛主张我去金山住禅堂，但我那时的思想已倾向新学，加以栖云的怂恿，遂暗约同赴南京入杨仁山先生所主办的祇洹精舍……其时的佛教学堂，除水野梅晓在长沙、文希在扬州所设者不及详知以外，据我所知，当时佛教或僧徒的办学，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所以办的学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学校。但杨老居士的设祗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内容的学科是佛学、汉文、英文，我一生做半新式学堂的学生只是这半年。佛学，杨居士自讲《楞严》，后来也去毗卢寺听谛闲法师讲《梵网经》；英文教员换过苏曼殊等三个；教汉文及文法的李、陈两教员，也颇认真。……精舍虽寥寥数人，与三十年来佛教，颇有不少的关系。
由此可知祇洹精舍是我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太虚大师称它“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
后祇洹精舍因经费及生源不足仅一年就停办，但它培养的学僧，如太虚大师、仁山法师、智光法师等，许多成为后来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杰出分子，“祇洹精舍虽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参与祇洹精舍诸缁素，若欧阳渐、梅光羲、释仁山、智光等，多为现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笔者亦其中之一人也”，对中国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发展、佛教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武昌佛学院与支那内学院
杨仁山居士去世后，其弟子、金陵刻经处编校主任欧阳竟无居士又于金陵刻经处创办金陵刻经处研究部，1922年独立发展为支那内学院，精研法相，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光华，太虚大师亦于1922年在武汉创办武昌佛学院，缁素二师同为当时佛学界两大巨擘，通过办学以培养人才，研究以阐发教义，极大推动了近代佛教义学的发展。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太虚大师是开辟人间佛教新纪元的佛教领袖，以恢宏壮丽的佛教改革和弘法事业，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大师对杨仁山居士非常尊崇，在《居士学佛之程序》中曾说：“远若维摩诘、傅大士现通说法，四众倾服，近如杨仁山居士刻经弘法，竹禅和尚尝献金供养，纳头礼拜，如此高贤胜事，世偶一见。”太虚大师：《居士学佛之程序》，《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页。]而祗洹精舍“兴遗教”、“造就佛学导师”的办学理念亦对太虚大师影响很大，在以后兴办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大师常以祗洹精舍为经验基础。1918年，太虚大师在上海发起创立了觉社，“觉社为研究佛学之讲经团体，宣传佛法之出版机关耳。”“第其所欲设施者，则又在乎佛教八宗专修丛林，佛教七众模范丛林，佛教国内国外传播团，佛教国内国外救济团；以非一蹴能几，则先之以佛教大学院与佛教孤儿院……”其中的佛教大学院，即拟“仿照昔金陵杨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
1922年，太虚大师在武汉发起创立了武昌佛学院。在大师思想的感召下，一批批有志于佛教改革事业的僧青年，纷纷追随大师左右，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坚力量。大醒、大勇、芝峰、印顺、法尊、法舫、慈航、优昙、竺摩、妙钦、演培、瑞今、隆根等法师皆是大师门下的杰出人才，对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太虚大师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等，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佛典之研究。此外，“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杭州、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才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更不待言了。”
1915年，金陵刻经处编校主任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聚集人才，大兴研究讲学之风，1918年，又于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设支那内学院筹备处，经四年筹备，1922年于南京公园路正式创立支那内学院，进而开办“法相大学特科”。支那内学院学人毕集，吕澂、王恩洋、姚妙明、黄树因、徐克明、苏心田、黄忏华、陈铭枢、刘抱一、黄子山、熊十力皆列于门下，梁漱溟、汤用彤、梁启超亦从而问学，先后培养出许多中国佛教界精英人才，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遥相对，成为国内有名的两大佛学中心。
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继承了祗洹精舍佛教教育的精神理念，如欧阳竟无所说：“我亲教师杨老居士首创祗洹精舍，余亦曾观发起。意在陶铸真士，重入五天，考求文献。一时学人有太虚、仁山上人、晞明居士等。旋因款绌，半载即停。谛闲、月霞二大法师，相继设学。今兹所存，惟武昌佛学院与本院，实承祗桓精舍而来也。”[欧阳竟无：《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这里所培养的僧俗两系精英，将杨仁山居士开创的义学研究、佛教复兴的事业，引向了更为深广的领域。
4、佛教组织的创建
1）金陵刻经处：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佛教文化出版社。
2）祇洹精舍：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高等僧教育机构。
3）佛学研究会：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以居士为主体的佛学学术团体。
4）中国佛教会：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获得民国总统及政府承认的佛教组织。
5）《佛学丛报》：我国最早的佛教刊物。
从出版、教育、研究到统一佛教组织、创办佛教刊物，金陵刻经处相关每一个机构的创立都是对后来者重要的启蒙，从而引发了整个近代佛教义学的昌明。
5、国际视野下的近现代中国佛教义学
工业文明所开启的现代化步伐使整个地球人类日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似乎决定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必然将与整个世界声气相通。而在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后，立足于民族文化且主动进入国际视野开展和复兴佛教事业的，杨仁山居士则为第一人。如印顺法师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杨仁山居士自幼勇于探究真理，“好读奇书，“流离转徙，舁敝簏贮书以随。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靡不领会”[同上。]。及至中年两次出使欧洲，居士考求各国“政教生业甚详”，并“精究天文显微等学……以备将来测绘之需”，购置回国大批天文仪等现代科学仪器，以及各种仪器图纸。1897年，还在金陵刻经处与谭嗣同等人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民间自然科学组织——金陵测量会。这种非同寻常的广阔国际视野，对居士奉为毕生志业的印经、讲学、研究等佛教事业产生了深广影响。
1895年，“现代印度佛教复兴之父”达摩波罗在上海与杨仁山居士会晤,共同探讨复兴印度佛教，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佛法的理念。杨仁山认为，“近时印度佛教衰微，三藏教典求而可得者，独中国与日本耳。”[杨仁山：《南洋劝业会开设佛经流通所启》，《等不等观杂录》卷五，《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16-417页。）]，因此他于“丁未秋，就刻经处开佛学学堂，曰祗洹精舍。冀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以此为基础，居士希望将佛教复兴于全世界：“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收效于数年之后，不但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厥功岂不伟欤？”
其实早在杨仁山居士中年做外交官时，就已经有了海外弘法的愿望。在他初次与南条文雄通信时，即表达了这种愿望：“弟潜心净域十余年矣。愿持迦文遗教，阐扬于泰西诸国，苦于言语不通，无从启发。”并对大乘经论在印度的流传状况十分关注：“现在所诵梵文，是否三藏教典？今文与古文同异若何？大乘经论流传印度者，尚存几部？……上人功课之暇，若能将印度字母谱写出一纸，以英文配其音，以汉文注其法，俾弟亦得稍知崖略，则感荷无涯矣。”
在此后的三十余年中，杨仁山居士与南条文雄两人书信往来不绝，建立了深厚的道情法谊。南条文雄等人帮助杨仁山居士从日本、朝鲜访回我国佚失的重要典籍，成为中国近代华严、唯识、三论等宗复兴的基础。同时，居士也为日本藏经书院编印的《续藏经》选目提出重要的增删意见，并应南条博士之请在国内多方为之搜集秘籍善本数十种，以供《续藏经》编者选用。
同时，通过对西方社会长期切实的考察了解，他深感佛教乃救世之醐：“佛教济世之方，与世法相辅而行，非虚无寂灭之谈也。更有深妙道理，须久阅内典，潜心体究，方能领会，非一时所能演说。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美洲阿尔格尔曾发此议，立佛教学会，从之者十余万人。然其所知仅佛教粗迹，于精微奥妙处未之知也。故高明特达之士，仍不见信。”[杨仁山：《支那佛教振兴策二》，《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因此，1894年杨仁山与在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合作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以为他日佛教西行之渐”。这种高远的立意、开阔的视野正是居士弘佛法于世界的思想基础。
在杨仁山的理想中，向世界弘扬佛法不仅能昌明佛教，而且能令国家兴盛、世界进步：“立身成己，治家齐国，世间法也。参禅学教，念佛往生，出世法也。地球各国于世间法，日求进益。出世法门，亦当讲求进步。”“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与经世之学互相辉映，岂非国家之盛事乎!”[杨仁山：《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4页。）]“如是则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僧道无虚縻之产，国家得补助之益。”这也是居士兴办佛教教育、培养国际弘法人才的初衷。
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杨仁山居士不仅注重大乘经典的搜集整理，而且致力于大乘佛法的匡扶弘扬。居士得知日本净土真宗全球布教的计划，又受委托印行该宗著述时，发现真宗教义“与经意不合处颇多”。居士坦言，“真心论道，不避忌讳””[杨仁山：《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十二》，《等不等观杂录》卷八，《杨仁山居士遗著》第十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02页。）]由此展开了与日本净土真宗的往复教义辩论，期间“书牍往来，不惮万言，期以补偏救弊为宗。”
杨仁山居士的国际视野与交往经验，也影响了他的学人弟子。比如欧阳竟无后来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即培养与吸引了许多国际型人才，如精通梵、藏、巴利、英、日、法、德等各种语言的吕澂，于梵文有深厚造诣的黄树因，通晓梵语、巴利语的汤用彤等。支那内学院从全部佛典中撷取精要而编辑的《藏要》，以梵藏文本校勘汉译佛典,主动与欧洲和日本佛教学者的现代研究方法接轨。
而太虚大师也正是感于杨仁山居士“作世界佛教运动”的愿行，到祗洹精舍就学。“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摩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的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故二三十年来能引导许多居士信佛，其原动力实有赖于杨居士。太虚自出精舍，即至广东弘法。民初与仁山法师等办佛教协进会及中华佛教总会，皆为适合中国现代时势的需要，而建立四众弘化适机的机关。这就是当时杨居士创立祗洹精舍与后来佛教的关系。”
结语
佛教正法的住世、弘扬离不开佛法僧三宝的传承、光大，没有佛教经典的流传弘通，没有教理教义的时代阐释，没有僧俗人才的迭代更新，佛教的生命就会充满危机。在金陵刻经处创办150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缅怀杨仁山、太虚大师、赵朴老等为了教法长久住世而不懈努力的先辈大德，追忆中国佛教一百多年来走过的珍贵足迹，更应思索当代佛教的责任和使命。大藏经的整理校勘、注释研究，现代佛教思想体系的建立，佛教人才的培养，都是现在和未来中国佛教发展面临的大课题。金陵刻经处历经一百五十年而不熄的慧灯，凝聚着佛法的智慧和民族的信念，也将为佛教的未来之路带来光明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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