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情结

黄维忠

人上升到神的位置，却难以把握自己。——丹尼尔·贝尔

盛世下的焦虑
上帝死了
佛陀与上帝
藏传佛教带来了什么

盛世下的焦虑

世界正变更得愈来愈小。而人们却突然发现这世界变得愈来愈陌生。确实，节俭、诚实和远大的志向仿佛是一个古老的梦，早以消失在尘世喧嚣中了，世界只剩下贪婪、堕落、尔虞我诈。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充斥着腐败、堕落、生态环境恶化，人的欲望无限膨胀，爱滋病也随之袭来。面对这一切，有的人愤世疾俗，采取避世之法；有的人却不断追求，渴望获得生活的真谛。

物质发达的美国，无聊也发达，而且他们有自己的组织 无聊者俱乐部。俱乐部的主席宣称，他们过著无聊的生活吃著无聊的饭菜，连家庭晚会也是无聊的。总之，“我们的热情消失，而无聊却像无边无际的海洋”。

流浪则是愤世疾俗者的又一表现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内华达三州交界的一片大沙漠成为漂泊者们最好的庇护所。这里总显得那么荒凉，即便在城镇也很少有热闹和喧嚣，美国社会特有的节奏紧张、竞争激烈的气氛在这里仿佛已不存在。这里是漂泊者的乐园，他们放浪形骸，不少人成了酒徒、赌徒、吸毒者。

漂泊者之中固然有意志薄弱者，可原因并非那么简单。57岁的格林逊很富有，在佛罗里达州北部拥有18所酒精中毒者治疗中心，而且有个温馨的家。可在50岁那年，他却离家出走了，来到属于流浪者天地的这片沙漠。用他的话说：“越来越多的人卖掉他们的房屋，他们对这个社会感到厌恶！”。

是啊，这个社会该遭到唾弃！一切都染上铜臭味。商品可以买，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多可以成为有价的商品。你看，和尚道场可以化钱订做，思响怀旧可以在旅游公司推销，你甚至可以高价租来“外婆”、“儿子”，也可以满足你的亲情之需！精神“似乎变成了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以会计员计算的东西”，一种“用过了就扔的什么东西”，怎能不让人伤心，垂泪呢？

不过，大多数所得西方人却踏上了一条寻找精神之旅的路程。据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次调查，百分之五十八的人需求精神方面的体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有过一次神圣或宗教的经历。下面的介绍同样出自于《新闻周刊》的报导：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如今正在从事寻求精神生活的活动。他们出自于对现代物质主义的普遍不满、世纪末的焦虑或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或是回归到他们童年时代的宗教，或是在旧宗教里寻找新的含义，或是在本国文化之外寻找新的智慧，把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合成一种个人信仰。他们热衷与使用带“S”的词，如灵魂、神圣、精神等。

文化市场同样迎合了这种趋势。书店里摆满了精神生活题材的书信；音乐书店里最畅销的是《格里高利赞歌》，天使像则印在了礼品商店的包装纸上；教皇保罗二世的《穿越希望的樊篱》成为畅销书；《圣歌》发行CD片近300万盒；佛教打击乐竟然融入乐摇滚乐之中。流行中，从网球明星到剧本作家都在大侃特侃他们是怎样找到上帝的；政治家们则在呼吁要把学校祷告推向全国；有关精神主体的课程、讲演更是场场爆满；电视台请来禅师，在电视上传授坐禅、静默功。

就这样，一般寻找精神之旅的旋风在欧美大陆刮起，成为世纪末西方人的聚焦点。

旋风的刮起，反映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精神的衰退。

上帝死了

哲学大师尼采面对基督教，曾发出这样的慨叹：上帝死了！

在采尼看来，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它不过是让上帝来同情和怜悯人的方便借口罢了，或者说，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如果上帝真想成为爱的对象，就必须放弃审判，哪怕是所谓公正的、仁慈的审判。

尼采认为，基督教轻视人的本能，扼杀人的意志，把人的激情压抑在人的意识之下，这是对生命根本否定；而基督教宣扬宽怒、谦让和自我牺牲的处世原则，是弃强就弱，是奴隶道德，是人类自怯的表现。在尼采眼里，基督教道德只不过是畸形、虚弱、愚蠢、倦怠平庸的病态人的伪装罢了，因此，基督教道德是颓废的道德。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徒要揭发这个世界的丑恶与败坏的决心。

上帝死了！这是一股挡不住的旋风！

曾几何时，基督教挟著一股清风席卷了欧美大陆，几乎每一个西方人都成为它的忠实信徒。这也难怪，因为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幅精神远景：规于终会来到的幸福的憧景，使人们能够接收和忍耐现世正在经历的苦难或烦恼。于是贫穷的人们按照耶稣所提示的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满足当前的命运，以期到达未来的目的，得到基督的褒赏。

在近代，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又化作育股动力，刺激著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物质生活富足成为普遍的现实。然而基督教万万没有想到，它在满足了子民们物质富足的同时，也埋下了它“自取灭亡”的火种。

这是一个令（基督教）耶稣沮丧的过程，在美国当代大思想家丹尼尔 贝尔的笔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代表著基督教冲动的禁欲和节制的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神学的外壳，继而又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的“先劳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费心理。基督教只剩下一个美丽的外壳，只有圣诞劳人来临时，人们才重新意识到耶稣的存在。

失去了耶稣的人们尽情享受著发达的物质文明带来的富足。可是益富足的人们却陷入了信仰上的虚无和迷乱之中。人们整日围绕经济这一魔棒旋转，难以驾御自己的欲望和本能的冲动，于是凶杀、暴力、奸情泛滥，痛苦和烦恼充斥著生活。

用贝尔的话说：“我们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现代主义的衰竭，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苦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预示著一个漫?时代行将结束。……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据-------去开拓无限”。

既然上帝已经死了，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坐以待毙显然不是什么良策，最好的方法是探寻“上帝”以外的世界。

佛陀与上帝

在探寻的过程中，西方人从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东方世界中发现了那么多神奇的东西，于是中国的道教、中医、日本的禅宗，印度的印度教等被急切地搬了过去，他们练极、静坐、冥思，学谕迦功，《道德经》、《易经》及佛经一如《圣经》般畅销起来。这其中，尤以佛教对博大精深与贴近现实而愈来愈受到西方人士的喜爱。

的确，佛陀的教导和耶稣的宣言是那么的不同。尽管他们都是谋求人类的幸福，可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他们却给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对他们作一番全面而公允的比较，不是本书的主旨，也非我的能力所企及，在此我只想提及与本书关系密切的几个问题：即神、原罪和人的拯救。

关于神的问题是基督教与佛教的根本区别之一。基督教强调上帝创造人，创造了一切，而佛教根本不相信有造物者的存在。关于上帝造人传说早已铭刻在西方人的脑海中了，上帝星期一造了什么，星期二造什么，最后创造了亚当，抽出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这一切对西方人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们不敢相信，如果不是上帝，那么又是什么大智的原则掌管了世界万物！

佛教解说使他们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佛陀告诫说，一切都是无始无终的。佛陀说假若这个世界上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世上应该没有愤怒或不幸的事情，更没有什么行邪行正的问题，否则的话，无论是清净或不净的行为，都是由上帝一手造成的。再者说，上帝既然创造了万物，那么世上一切生物都应默然俯首于上帝的神权之下，这样，积德修善和为非作歹又有什么两样呢？

于是基督教又宣称：什么烦恼、不幸、什么行恶、伪善，那都是人生出来的是非。这就涉及了另一个问题，人是不是生来就有罪？基督教强调原罪说，认为人生来就有罪，这就一棍把人打死，罪恶仿佛胎记般牢牢地刻在人的身上，驱之不散，赶之不去。可佛陀却告诉人们，众生皆有佛性，都能修得佛果，这就好象快要淹死的人发现一根救命稻草般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基督教使人相信，人是有罪的，从而给人套上了枷锁，负罪般的生活；佛教却给人以宽慰，相信同过自己的努力，终可修得佛过。

基督教在打了人一棍之后，这样安慰人们，人虽是生来就有罪的，但耶稣已经流血牺牲，藉此可以宽恕整个人类的罪过，因此你必须时时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宽恕，以得救世主的拯救；佛教则教导人类应尽自己的能力自救自度。佛陀教导众生，人完全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所向往的目标 超越世间，而成大觉，达到圆满觉悟的境地，从而真正消除人生的无偿和痛苦的生死轮回。

这样，你可以看出来，在拯救问题上，基督教教人依靠一种外力或一位救世主的拯救，而佛教却教人自救，修得佛果。

佛陀的劝慰让基督教陀们感到“那么亲切、自然”不由得对佛陀产生了亲切感。

于是有人说，上帝只是一个牧人的上帝，他只会发号施令，把意志强加于人；

有人说，基督教只给人们一次机会，这一世表现得好便上天堂，不好便下地狱；

有人说，基督教无视人的求知欲望，只是告诉人们，信仰上帝，不必多问，这是上帝考验你的时候，或者是对你的恩赐，你要全部接收 。

一位基督教对基督教的思索更显示了他的渴望与无奈。我们不妨一录：

“耶稣所达到的大智境界，从未被经典、教堂、修女或牧师给予人们满意的解释。传道者告诉人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不够的。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耶稣能够行走水面，且使面包和鱼越来越多？既然耶稣以人身显现，我相信其中肯定优胜超人之外，且以模糊的恩典与信心来解释其意义。而耶稣极度人性的一面，揭示了我们都具有和他一样的潜力。耶稣曾几次暗示：“我向天父学习的，我都明白你们了”。他的至理名言是 天国就在你们心中。我渴望知道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及这句话的含义。

就在这时，藏传佛教出现了，它挟著雪域的清新、藏族的执著，从雪山走下，飘洋过海，在西方世界中扎下了根。而藏传佛教僧侣们以西方人看得见、摸得著、活生生的形象，展示基督教陀们所渴望的神秘与智慧。

藏传佛教带来了什么？

扑入西方人眼帘的首先是藏传佛教的神秘与离奇，令他们惊奇不已的是藏传佛教的仪式、喇嘛和活佛。

你瞧，念咒声的回响，悠绕的长角、锣鼓声，静坐间到处挂满多头多肢的神像；有超目力、通灵能力的喇嘛，他们不需睡眠，甚至不需吃饭；以莲花坐姿圆寂的高僧，几周后身姿不变，身体没有腐烂，却散发著香气……这一切令人不可置信的现实摆在了普通西方人士的面前。

然而更重要的不尽尽是这些表象的东西，吸引西方人拜倒在佛陀脚下的，更多的是因为它博大精深的智慧和为一切众生谋求幸福的伟大精神。

意希喇嘛说，藏传佛教有有些宝贵之处可以贡献给西方。西方人对心灵的功用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人类具有能够成就一些超越世事的潜力，而“透过自己的心灵，能达到不可思议的快乐境界”。

美国的拉·莫卡则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审视藏传佛教可在西方的出现，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道德和精神价值在充满物质主义和黩武的西方文明中极度堕落时，必然会产生它的抗衡力，即出现来自西藏的圣人。他们从世界屋脊降落到西半球的河谷。藏传佛教喇嘛们所具有的深奥的智慧、博大的同情心、沉著从容的举止和文雅的谈吐，使西方人士深深为之折服。尤其是在沉默冥思中，他们以一种直接的，具有说服力的方式向西方世界的“俗人”作出了证明。而更重要的，他们是觉悟之佛的活生生的象征，他们显现在我们之中，正是藏传佛教对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具有意义的贡献。”

看完了全书的叙述，你也许会觉得他的赞誉一点也不过分，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西方的现实，藏传佛教怎么办？

正如法国的谢和耐所说，社会总是建立在一大堆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接收的传统基础上的，这些传统在历史的进程中变得根深蒂固，成为社会行为、思想方式和感情以至语言等内在的组成部分。因而一种宗教异地的传播，绝不尽尽是个宗教问题。语言差异、社会动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和宗教传统间的诸种差异，是宗教传播过程中必须克服的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在基督教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藏传佛教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不少，怎样用浅显的话语精神深奥的的佛学教派义？语言是怎么办？是严格保持传统，还是因地制宜得走向“现代化”？……显然，靠藏传佛教人士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

不过，藏传佛教很幸运，它没有受到西方人士的多方刁难，却异乎寻常地受到了欢迎。这其中除了上面提到社会文化的变迁之外，还凝聚了西方人士的不少心血：有早期教士的宣传，有藏传佛教研究者们的推动，也有热心佛教人士的提倡，他们的努力加之藏传佛教喇嘛们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果实。

藏传佛教在欧美各国遍地开花，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