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佛”何在？
发布时间：2023-09-18 04:02:23作者：正觉网经堂在医灵铺，即古塔坡寺。原在耆老铺塔坡岗上。东晋时有西域僧到此结茅讲经时，此地犹海洲也。隆安二年戊戌，三藏法师达毗耶舍尊者因讲经始建经堂，后有岗相传。唐贞观二年，岗地夜放金光，掘之得铜佛三尊，穴间有碣，曰“塔坡寺佛”，有联云：“胜地骤开，一千年前青山我是佛；莲花极顶，五百载后说法起何人”。乡名“佛山”，盖始于此。
引自清《佛山志》卷二、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八（两者所记均同）
周六的下午，塔坡古庙两个月前新翻修的马鞍屋顶非常惹眼，离古庙不远处，工人正在将达毗耶舍在此地结茅讲经的故事刻到塔坡公园的石壁上；几位居民正闲坐在新修葺的塔坡公园，讲述着他们幼时印象中塔坡古井的甜洌。在他们的印象中，达毗耶舍这个名字好像还是第一次登上公共文化场所的记录石壁，但事实上，1700多年前，这位高僧选择东渡首次将佛文化带给了当时的季华乡，并在前往广州建光孝寺前又将佛文化的基因遗留在此地。今天，他和他留下的“胜地骤开”引来了前所未有的学界研究热潮。
此地真有“佛”来过创光孝寺前三藏法师先在季华乡结庐讲经
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三藏大法师昙摩耶舍（也作“达毗耶舍”）带三尊小铜佛经海上到广州，至南海季华乡耆老铺塔坡岗上（现福宁路塔坡街）搭盖棚寮，讲经说法（随后他到广州建寺，为光孝寺开山祖师）。此乃佛教首次传人佛山。由于信众日益增多棚寮日渐拥挤，善男信女自动捐资建造了塔坡寺（亦名“经堂”）。法师回国后，经堂因年久失修而倒塌。
后来到了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传说多人见到塔坡岗山地夜放金光，经乡人挖掘，得到三尊小铜佛及一石碣，石碣上赫然刻写“塔坡寺佛”，并刻有一副对联
胜地骤开 一千年前青山我是佛莲花极顶 五百载后说法起何人
人们惊喜庆幸，奔走相告，200年前塔坡寺佛又现人间。于是，重修塔坡寺“经堂”，并掘井纪念，在井后方，又刻一石碑记载其事，碑上有一石榜，上刻写“佛山”二字，在石榜左侧刻有“贞观二年”小字，同时将季华乡名改为“佛山乡”。佛山之名由此而来。据称，现石刻碑文为佛山市博物馆收藏，石榜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以上故事中的后一段就是佛山人耳熟能详的、关乎佛山得名的由来。时至今日，老佛山人会骄傲地告诉你，塔坡这里是“佛山初地”，背后有三尊佛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登上了佛山小学生的本地特色教材《佛山初地》。
广东省社科院学者陈一阳是佛文化研究的高人。他大胆提出，这段轶事和佛山的得名不仅是因为在唐代发现“三尊铜佛”，更因为从“肇迹东晋”经过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浪淘沙与潜移默化，在隋唐时代佛教兴盛起来的大背景之下，季华乡人看见这三尊铜佛，情不自禁无比怀念这个故事的主角达毗耶舍，足见佛山这里有真的“佛”来过。
陈一阳通过研究《高僧传》典籍认为，主人公昙摩耶舍30多岁悟道之后“游方授道”，直到85岁，才到广州，在原止寺基础上创建王园寺（即现光孝寺），这中间的五十年左右正是昙摩耶舍盛年之时，就是在佛山塔坡一带结庐讲经。
昙摩耶舍（也作达毗耶舍）是一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甚为稀有”的得道高僧，他既是一位“大弘禅法”中国禅宗的先行者，也是一位倡导并践行“人间佛教”的先行者。据陈一阳估计，高僧三十多岁从印度克什米尔出发，一定先去过东南亚许多地方，然后乘船到南海广州，大概已经四十多岁，在这一带游方之后，他喜欢上南海广州这个地方，而且，他慧眼独具，情有独钟，特别看中了“季华乡”这个地方。昙摩耶舍在“广州佛山”一带讲经说法、可能主要就是在季华乡生活了长达三十年左右时间，直到85岁才埋下“对季华乡未来充满期望的预言石碣”，告别乡亲，离开这里。而这就是为什么季华乡人那么怀念昙摩耶舍、甚至在他离开两百多年之后，还要把乡名改为“佛山”的根本原因。
“塔坡”有可能并非地名而是高僧人名？
建议佛山人应把“达毗耶舍”正名为“昙摩耶舍”
“未有佛山，先有塔坡”，这样一句传统谚语在佛山流传甚广。 陈一阳提出，当思考“佛山"佛"何在？”这个问题时，对这个流传甚广的谚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人们为什么不说“未有佛山先有南海（佛山古代属于南海郡）”、或者“未有佛山先有季华”？为什么偏偏要说“先有塔坡”？
值得注意的是，“达毗耶舍尊者”这个名字，除了《佛山志》以及佛山人偶尔提及之外，有关文献资料几乎等于零。2012年初，佛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佛山与“佛”结缘历史情况的介绍》的整理稿里，有一个“大胆假设”，即认为“达毗耶舍”与《高僧转》中的“昙摩耶舍”其实是“同一个人”，但这个说法也曾受到一些专家的反驳，认为缺少印证。
学者陈一阳则研究了《高僧传》，从中摸索到昙摩耶舍与“达毗耶舍”以及与佛山有关的线索相互印证。他认为，从这位高僧的“原籍”和他到广州佛山的“时间”记载来看，昙摩耶舍与“达毗耶舍”有关记载“他们”的原籍都是“罽宾”。《佛山志》记载达毗耶舍到佛山是“东晋隆安二年”，而《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到广州是“晋隆安中初”，查“东晋隆安”总共才5年，所以这两个时间是非常吻合的。
《高僧传》记载“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这个“大毗婆沙”，无疑就是古代佛山季华乡人习惯昵称昙摩耶舍为“塔坡”的谐音的出处，同时，也是佛山人尊称昙摩耶舍为“达毗耶舍”的由来。
所以，“未有佛山，先有"塔坡"之谜就迎刃而解“塔坡”，首先是季华乡人对昙摩耶舍这个“大毗婆沙”的谐音简称、昵称，然后，在昙摩耶舍离开季华乡之后，才把他讲经说法和生活过的地方，称为“塔坡岗”。
同时，昙摩耶舍与“达毗耶舍”是否同一个人，也可以说一清二楚了。“达毗耶舍”，原来是季华乡人把“大毗婆沙”前面两个字与“昙摩耶舍”后面两个字结合起来，来表达对昙摩耶舍的尊称。陈一阳建议，为了与普遍流行的文献“统一”人名，佛山人应该把“达毗耶舍”正名为“昙摩耶舍”。
广州文化学者陈忠烈则提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岭南地方语言变化很大，但语言是一过性现象，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留下原音资料，地名、人名的音译考据困难很大。“我认为有另一种可能：在现代粤语中，"塔坡"和"昙摩"只是一音之转，乍听起来让人分不清，比对"大毗"音译更为贴近。尽管语言千年演变，但"塔坡"与"昙摩"的联系当作首选的考虑。”
佛教文化的影响为何后来逐渐式微？
塔坡寺在清光绪年间达到鼎盛，但佛文化在近代佛山普遍衰落
站在塔坡庙前的塔坡广场，凉风习习，记者的右手边就是曾经祭祀太上老君的道教庙宇祥安街15号太上庙，上书“八十载降初益信貌心俱古 五千言垂训因知道德咸尊”，再距离这里不远，更有佛山乃至珠三角人的信仰胜地祖庙。据称，作为佛山人的信仰胜地，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不曾遭到红卫兵的破坏。事实上，这些景象正是自古佛山人信仰多元化的一个表征。记者注意到，此间也有学者提出，至少从《忠义乡志》的记载来看，佛文化对于佛山一带的影响并不很大，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学者陈一阳的研究中提到，佛教在佛山的鼎盛时期，按照旧志所载，光是佛寺就有二十多间，其比较著名的有“四大丛林”塔坡寺、仁寿寺、德寿寺、三元寺。以塔坡寺为例：塔坡寺建寺七百多年后，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被毁坏，明天启七年（1627年），因平塔坡岗而另在医灵铺万寿坊（即现新风路佛山市委党校所在地）重建塔坡寺。（在原塔坡寺旧址建了一座“塔坡古庙”，地点在现塔岗街。）
清雍正九年（1731），潮省和尚在塔坡寺首建浮图铁塔。清嘉庆四年（1799年）僧人敬来仿印度阿育王塔式重建浮图铁塔，塔重七千多斤，高一丈八尺。
清咸丰四年（1854），受红巾军反清影响，塔坡寺大部分被清军所毁。寺毁三十年后，佛山镇乡绅潘衍坚、潘衍桐、王福康及梁都唐倡议修复塔坡寺，他们邀请广州华林寺方丈释勤安来佛山主持重修。
相比于今天只有40平米的塔坡寺，历史上的塔坡寺于清光绪辛巳年（1881）修复完成时，寺内面积一度达到近二十亩，为佛山众寺之冠。重修后僧人达500多人，十分兴旺。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寿辰，勤安作为名僧入京贺寿，乘机将塔坡寺的演变及佛山得名的故事详陈于内府大臣，相国福锟为其待奏太后，慈禧便下懿旨，赐《龙藏经》全版、檀香御香以及黄金翡翠等珍宝还镇山门，并赐寺名“万寿塔坡寺”，令南书房誊匾，官府派人护送勤安回佛山。勤安得“御赐”经书宝物回塔坡寺后，塔坡寺名声大振，因有御赐经书，人们更普遍习惯称塔坡寺为“经堂”了。
这可以说是塔坡寺、也是佛山传统佛教的“鼎盛时期”。然而，这个“鼎盛时期”很快就衰落了。
陈一阳提出，清代佛山佛教的演变就见证了近代佛教的普遍衰落，而这个“普遍衰落”在文革时期达到“谷底”。他举例说，最衰落的时候，佛山佛教界仅剩下一名和尚。他对这些寺庙的命运进行了考证。
塔坡寺在名僧勤安重修达到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随着勤安的圆寂而很快衰落。清末民国初年，当时，因寺僧内混有不法之徒，触犯众怒，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焚烧经书，僧人受惊四散，混乱中“小铜佛”也不知所踪。从此，山门破败。再经长期战乱，寺院更加荒凉，只剩几名老僧人看守山门。1949年后，南海县政府一度把塔坡寺用作培训干部的场所，几名老僧由其亲属接去养老。随后，塔坡寺逐步拆建成为佛山地委党校、即现在的佛山市委党校。塔坡寺旧建筑在市委党校内还存一隅，浮图铁塔及《龙藏经》等宗教文物在“文革”时移至佛山市博物馆和图书馆保存。
佛山佛教到“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可以说衰落到“谷底”佛寺中除了仁寿寺等极少数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之外，绝大多数都已被拆得面目全非。而此时的佛山佛教界人数总共才37人，而正式和尚只剩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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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坡威水旧史
历史上的塔坡寺于清光绪辛巳年（1881）修复完成，寺内面积一度达到近二十亩，为佛山众寺之冠。重修后僧人达500多人，十分兴旺。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寿辰，勤安作为名僧入京贺寿，乘机将塔坡寺的演变及佛山得名的故事详陈于内府大臣，相国福锟为其待奏太后，慈禧便下懿旨，赐《龙藏经》全版、檀香御香以及黄金翡翠等珍宝还镇山门，并赐寺名“万寿塔坡寺”，令南书房誊匾，官府派人护送勤安回佛山。勤安得“御赐”经书宝物回塔坡寺后，塔坡寺名声大振，因有御赐经书，人们更普遍习惯称塔坡寺为“经堂”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忠烈：佛山擦亮“佛”文化招牌有历史渊源
“岭南文化中地”提法或更恰当
南方日报：党的十八大将文化建设提到了文化强国的高度，佛山则亮出了自己独有的岭南文化牌，您怎么看待佛山作为广府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文化资源？
陈忠烈：首先我对广府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提法保留看法。“广府文化中地”这个提法或许会更准确一些，明清时期，广府14个县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狭义珠三角的心腹地带，也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珠三角的前沿地带。佛山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南方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城(600306,股吧)市，从历史来讲又处在珠三角心腹地带，因此应该是作为广府文化的中地概念更为准确。
今天的佛山又以老佛山禅城区的历史积淀最为深厚，禅城又主要以祖庙为核心，可以说禅城祖庙是光伏文化中地中的中地。就文化资源来讲，大家要认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祖庙路不仅仅因为祖庙的存在，而成为佛山人乃至广府人的信仰崇拜之地，更因为从历史来讲，它一直就是因佛山经济社会活动的活跃地而著称，比如祖庙的大魁堂这样一个议事机构，其成员由各族族绅、耆老及工商大贾组成，负责劝诱德业、维持世教，领导着地方政治、经济和公益事业等。而这个地方现在还一直存在。
南方日报：未有佛山，先有塔坡。佛山擦亮佛文化招牌，塔坡庙和塔坡古井都是题中之义。佛山开始了恢复塔坡庙的研究步伐，您认为佛山的佛文化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
陈忠烈：针对佛山的佛字究竟是怎么来的，最近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很多学者认为，佛山佛字的来源并非唐朝贞观年间塔坡出土了三尊佛像那么简单。在佛教从印度东传时期，一位高僧名三藏法师昙摩耶舍（也作“达毗耶舍”）曾到这里结庐讲经，他是佛教东传的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我的朋友、学者陈一阳通过研究，认为《高僧传》中描述的三藏法师的经历中曾失踪数年，这中间的时间很可能就是在当时所称的季华乡这里，后来季华乡才改名佛山。希望佛山好好研究这个人，丰富城市的佛文化内涵。
我认为，佛山二字的首次出现，应该是元朝大德年间的《大德南海志》，其中首次提到了“佛山渡”这个概念。当时的佛山仍旧是大片的水域，直到宋元时期，佛山才开始显现出大片的陆地。当时高僧讲经时，还只有塔坡这样的山岗。
将文化与商业嫁接突出宣传佛山商业文化精神
南方日报：佛山要擦亮佛文化的招牌，但是也有民间学者提出，佛教在佛山历史上的影响其实比较微小，佛山人更崇尚工商业的神，甚至是自己造神。结合您的研究来讲，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陈忠烈：首先我认为，既不能对佛山历史文化过分的拔高，唐代佛山还并非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佛山的真正发展应该是在明中叶以后。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社会商品交易的发达，曾经的西路商业带逐渐向东转移。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也逐渐向东部转移。
可以说，正是明中叶以后交通位置的改善，佛山这个位于西江与北江交汇之地的城市，上溯浈水，可抵达陕西、湖南、湖北以及长江下游一带以致北京，西接肇庆、梧州，再通川广云贵，下连顺德、新会通江门、澳门，东达番禺、东莞，佛山担负着保障“广货北上”和“北货南下”的重任，佛山在珠江水系里处于比广州更重要的地位，也获得了真正的大发展，佛山一度成为明清四大聚。
南方日报：佛山一直在提激发文化资源积淀，将文化与商业相互链接这个问题，您是怎样理解以文促商这个概念的？禅城提出“以文促商”在珠三角来讲有何独特的竞争力？
陈忠烈：文化与商业一直以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伴随着佛山商业文化的不断勃兴，佛山的人文功名社学书院的分布密度跃居全国前列，可以说，一直以来，佛山文化发展与商业发展处理的非常好。举一个例子，佛山有商业会馆大量存在，这些商业会馆既是规范商业行为、联络感情的会馆，又凝聚了团结、诚信等文化行为和文化精髓。佛山有几个宗族大姓，冼、陈、伦等中，其族谱与传统的族谱很不一样，这些族谱中有很多经商之道的记录。比如佛山的霍氏族谱，专门记载了经商三十六善，从儒家思想耻于言商，到在族谱中对于经商规矩大胆言商、大书特书，这是别开生面的记载。非常值得佛山在今天这个时代加以弘扬的商业文化精神。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阎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