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下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迎来一场特别的讲座：由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讲坛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汾讲堂联合主办、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支持的讲座“云冈石窟——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正在举行。主讲嘉宾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云冈旅游区管委会主任张焯。无论是讲座期间还是互动环节，现场气氛可以用“爆棚”来形容。山西晚报新媒体平台进行了直播，截至记者发稿前，观看量已近10万。讲座由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和山西晚报副总编辑吕国俊联合主持。

这是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讲坛成立以来组织的第三场讲座。讲座前两天，山西晚报·文博山西开通微信报名通道后，报名者短时间内就达到二百多名，最后不得不限制名额。参加活动者，既有从北京、杭州专程赶来的，也有从“云冈的故乡”大同一路跟到太原的。来自不同地域和行业的百余听众，将现场挤得满满当当，过道里、讲台下、大门口，到处都挤满了人。座位不够，有人就席地而坐，也有人自带小板凳，还有人站着听完了讲座全程。“公众对山西文化、云冈文化和艺术的热爱，真是太直观也太惊人了。”来自杭州、老家在山西的常先生站了两个多小时听完讲座后感慨地说。

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齐名。石窟规模宏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艺术精湛，形象生动感人，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作为云冈石窟研究院的院长，张焯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极为精深。讲座中，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佛教东传的波浪式轨迹”“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因缘”“东方佛教艺术的旷世绝唱”“平城时代对中国佛教的重大贡献”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解读了云冈石窟的博大精深。

讲座末尾，张焯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提问者踊跃异常。云冈石窟研究院还为每个提问者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即由张焯院长主编的《中国石窟艺术——云冈》，现场气氛因这个小惊喜更加热烈，听众争先恐后地提出被张焯院长称为“极专业”的问题。讲座结束了，大家还围在他身边不断提问和签名，久久不肯离去。

来自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李安红教授告诉记者，“我从事雕塑专业方向，在教学中经常到云冈石窟进行艺术考察，学习雕塑艺术的样式等。今天有幸聆听张焯院长的学术讲座，听他详细阐述云冈石窟的形成、艺术成就和其中蕴含的佛教文化和中西方文明交融，受益匪浅。”一位观众还在朋友圈发文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一边看PPT上张张佛像静美脸庞的图片，一边听张老师对佛教、对佛像艺术的讲述，真是种享受！之前对此了解的碎片被完美地连接起来，有些朦胧的认知也豁然开朗！这是云冈的魅力，张老师的魅力！感谢晚报让我知道这个含金量爆棚的讲座信息。”

活动最后，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还为张焯院长颁发了“文博山西智库专家”聘书。

嘉宾档案张焯

现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云冈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文博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学中心客座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宗教艺术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硕士生导师。山西省五一劳动模范、山西旅游业十大功勋人物、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高端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8年6月被授予“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为全国仅有的七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之一。本报2018年6月“封面人物”曾进行专题报道。

云冈石窟，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

在遥远的东方，五世纪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佛教的兴盛与云冈石窟的开凿，是西来像法在华夏大地奏响的一曲惊世乐章。

4月9日，在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讲坛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汾讲堂联合举办的讲座上，张焯院长对此进行了精彩解读，本报特辑选部分精彩要点，以飨读者。

佛教东传的波浪式轨迹

佛教创始于印度，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涅槃于公元前五世纪，与中国的老子生活于同一时代。释迦牟尼的生前死后，佛教主要传播于印度的恒河中游一带。阿育王时期大力弘扬佛法，之后佛教向北发展进入中亚地区。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使印度佛教与犍陀罗当地神学以及希腊神学合二为一形成大乘佛教，由此向外发展进入新疆。

中华佛教始传于东汉，酝酿于魏晋，勃兴于十六国，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辽金元，衰落于明清。十六国南北朝是关键。

佛教西来的途径有二：西南海路与西北陆路。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四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实得益于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机缘。

新疆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新疆的佛教在公元一、二世纪已发展到了鼎盛，汉地佛教发展稍晚。学界对汉地佛教兴起具体时间有以下几种说法：秦始皇时期、王莽时期、东周时代等，但主流观点认为是在东汉明帝时期。

佛教的大发展是随着五胡乱华而来的。后赵石氏父子拜佛图澄为师，中国佛教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前秦、后秦时鸠摩罗什得到重用，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出来，长安成为全国最大的佛教中心。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北伐攻克长安，长安高僧四散，一支南下建康，一支向西北到达北凉首都武威。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三千僧众来到平城，平城成为中华佛教最大的中心，云冈石窟即开凿于这一历史节点。北魏佛教一时间发展迅速，尤其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僧尼三百万、寺院三万所。

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因缘

道武帝建都平城，任命高僧法果为道人统，管摄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在此之前，西域胡僧入华，奉敬其佛，无须礼拜皇帝。法果提出的帝佛合一的新理论，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宗教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奠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基础。后来的北魏僧统师贤为文成帝立像“令如帝身”，昙曜在武州山为五位皇祖开窟造像，实属法果理论的再创造和付诸实施。

从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纷争，北魏推行的各项政策，使平城迅速跃升为北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对西域的征服，又将平城推向东方国际大都市的新高峰。439年灭北凉，徙凉州吏民三万户，“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平城随即成为中华佛教的新中心。

鹿苑，全称鹿野苑，即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说法成道处，在今印度贝拿勒斯城郊。北魏鹿苑，在平城皇宫北，道武帝天兴二年（399）起筑。平城鹿苑与印度鹿苑，在僧众的心目中自然成双，产生共鸣。昙曜五佛的横空出世，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献文帝拓跋弘，坚定了他追仿西天胜迹，建立东方鹿野苑的信心。武州山石窟寺建设全面展开。

北魏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迅速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之风，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城而特盛，进而流布中华。

东方佛教艺术的旷世绝唱

关于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论述颇丰，其中最为流行有犍陀罗艺术、马图拉成分、新疆风格等观点。

云冈石窟开凿大致分为三期，早期为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中期为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晚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

云冈早期佛像与印度、新疆艺术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从佛法东传的时代背景分析，凉州僧匠最初带到平城的只能是凉州模式或西域样式。新疆式的犍陀罗艺术甚至马图拉艺术，移花接木般地在云冈石窟翻版，应当属于历史的必然，尤其是大乘佛教盛行的于阗、子合等地像法。从云冈石窟的工程本身分析，凉州僧匠是规划设计的主体，匠僧主体是来自中原各地的汉人，因而大量运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雕刻技艺和表达方式。西式设计与中式技艺是云冈最大特点。越往后来，中华传统的分量越重，自主创新的意识越强。这就是云冈造像艺术并不简单雷同于印度、中亚、中国新疆等地的原因。

云冈石窟中期，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蓬勃发展阶段。一方面是西来之风不断，胡风胡韵依然浓郁，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汉式建筑、服饰、雕刻技艺和审美情趣逐渐显露。与早期造像相比，中期造像健硕、美丽依旧。太和十年（486）后，佛装、菩萨装向着汉族衣冠服饰转化的倾向，显然是孝文帝实行服制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反映。

云冈晚期洞窟，类型复杂，式样多变，四壁三龛及重龛式是这一时期流行的窟式。佛像一律褒衣博带，面容消瘦，细颈削肩，神情显得飘渺虚无；菩萨身材修长，帔帛交叉，表情孤傲。给人以清秀俊逸、超凡脱俗的感觉，显然符合了中国人心目中对神仙形象的理解。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纹越来越重叠，龛楣、帐饰日益繁杂，窟外崖面的雕饰也越来越繁缛。上述风格与特征，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同出一辙，标志着中华民族对西来佛教像法的引进与吸收过程的初步终结。

平城时代对中国佛教的重大贡献

北魏定都平城的九十七年，是中国佛教成长壮大、方兴未艾的关键时期。北魏肇建的云冈石窟直到唐代以前，都是中国唯一的大型佛教石窟艺术宝库。除了云冈石窟对于后世石窟建设、美术发展的影响之外，此间引进、形成、确立、巩固的佛学思想，以及僧官体制、僧尼制度及寺院经济模式，对后世佛教发展影响深远。

北魏平城时代中华佛教中心的形成与确立，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至于平城佛教与艺术对高句丽、日本国的影响，也逐渐为世人所认知。本版采写：山西晚报记者南丽江实习生李倩楠

视频拍摄：山西晚报记者 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