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佛教文化对日本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有多大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强盛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频繁往来，特别是在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开元盛世”之下的鼎盛时期，都城长安成为了国际性的大都会，来自日本的遣唐使，西域和阿拉伯的驼商，波斯的大客商，印度的高僧等汇聚一堂，纷纷云集于长安，洛阳和扬州这些商业繁华的大城市。

唐代长安城不但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佛教的中心。长安城内宏伟的佛教寺院、规模空前的译经事业、谆谆善诱的高僧，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日本学问僧、请益僧。（学问僧，来唐学习佛法的僧侣；请益僧，已在本国学有专长，带着疑难问题来唐质疑问难的僧侣。）波涛汹涌的东海，并不能阻挡日本僧人追求佛理、质疑问难的决心。据日本史书记载，从公元608-882年，日本入唐的学问僧、请益僧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有九十二人，留唐的时间有五、六年，十多年或三十多年不等，其中确实到达或留住长安的日僧有四十多人，他们留学期间的费用由日本政府赐给。唐朝政府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日本、新罗学问僧。据《新唐书·百官志》（卷48）：“崇玄署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上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唐朝政府对日本学问僧也给予种种照顾和优厚待遇，如对日本圣武朝的学问僧荣睿、普照、玄朗、玄法等人每年给绢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仁明朝之学问僧圆载，特给五年食粮。日本僧人在寺院中的生活费用，由信徒施与；如游历各地时，可在各州就龙兴寺、开元寺求食请宿；如所在地无寺院，由民家施与。从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看到，圆仁及其弟子惟止、惟晓，随从丁雄万从山东登州至山西五台山，历时二个月，所到之处接受施与，顺利到达目的地。日本学问僧到达长安后，多在西明、慈恩、兴善、青龙、福寿、荐福、龙兴等寺和慧日道场学习，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历史上称为南都六宗。佛教的传播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媒介。随着佛教的东传，文学、艺术、建筑、绘画、雕塑、医药等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日本人唐学问僧、请益僧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道昭于公元653年入唐，在长安从玄奘学法相宗。661年带着经论归国，置平城右京禅院，开创日本法相宗。定慧于公元653年入唐，在长安城内慧日道场就学于神泰，667年归国后创寺于大和多武峰。智通、智达于公元659年入唐，在长安从玄奘学。智通学“无性众生义”，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在大和建观音寺，于天武天皇元年任僧正。弁正于公元702年入唐，后在长安城谒见唐玄宗，以善围棋而受唐玄宗赏识，后客死于唐。在日本的《怀风藻》中保存着弁正所作“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的诗句，流露了作者对故国乡上的怀念之情。　　

智风、智鸾、智雄于八世纪初入唐，曾在河南濮阳就智周学法相宗，为日本法相宗第三传，归国后在奈良元兴寺传弘，又称南寺传。玄昉于公元717年入唐，亦从智周学法相宗，734年携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归国，于739年（天平十一年）依《开元释教录》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传，在奈良兴福寺传弘，称为北寺传。　　

道慈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随第八次遣唐使粟田真人入唐，在长安学习三论宗、法相宗及密教，于公元718年归国。天平元年（729）按照他在唐长安所绘西明寺图，参与迁建大安寺的工程。据《续日本纪》天平十六年十月辛卯条记载：“迁造大安寺于平城敕法师（道慈）勾当其事，法师尤妙工巧，构作形制皆禀其规模，所有匠手，莫不叹服焉。”足见其用心精巧、技术高超。道慈还把义净新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传入日本，根据该经《四天王护国品》的内容，仿照唐朝的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的规制，在日本各地建立了国分寺（即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和国分尼寺（即法华灭罪寺），僧寺定员二十人，尼寺定员十人。荣睿、普照于公元734年随遣唐使来中国，曾在洛阳、长安学法，并邀请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播律宗，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普照回国后，根据长安路旁植柳的办法，遂倡议在平城京道路两旁种植果树。灵仙于公元804年入唐，住醴泉寺，曾辅助罽宾国般若三藏译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一部八卷。灵仙担任笔受和译语，必须精通梵文和汉语，足见其学力深厚。在唐代的翻译事业中，先有新罗僧圆测辅玄奘的译事，后有日本僧灵仙辅助般若的译事，其业绩先后辉映中国佛典翻译史册。　　

在日本学问僧、请益僧中“入唐八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八人。其中最澄和他的弟子圆仁、圆珍属于天台宗；空海和他的弟子常晓、圆行、惠运、宗睿属于密宗（真言宗）。他们都从中国携回大量的经轨、佛像、法器，且各编有一部“请来目录”，为研究唐代佛教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　　

最澄，804年入唐，805年归国。在天台山从道邃、行满、顺晓等学习天台宗教义和密教。携回佛教经典230部460卷，归国后在比睿山延历寺开创日本天台宗，寂后被尊为传教大师。　　

请益僧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侍役丁雄万等一行四人于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在中国游历了九年零五个月，留居长安近五年，他们先在扬州学梵文，后到五台山学密宗，入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学胎藏界密法，归国时携回经典581部802卷以及胎藏界、金刚界曼陀罗、高僧真影等共59种，他还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其中所记唐长安城及其周围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唐代历史、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圆仁在长安游学期间，与中国僧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弟子惟晓于会昌三年（843）七月二十四日圆寂，葬在长安城春明门外（西安东郊皇甫庄以东一带）的镇国寺附近。在圆仁即将回国时，中国僧人栖白作《送圆仁三藏归日本国》一诗：“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圆珍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五月二十三日入长安，在青龙寺从法全学密宗，受灌顶位；在兴善寺礼不空三藏舍利塔。十月一日归国。　　

请益僧空海，公元804年（延历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随第十六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从难波出发，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长安，住西明寺。次年，从青龙寺惠果阿阇黎习金刚界、胎藏界密法，受阿阇黎灌顶位和“遍照金刚”称号。空海在长安滞留一年零八个月，在惠果门下学习了六个月。他在梵文、汉字书法和诗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据日本《高野物语》记载：相传唐朝宫殿墙壁上有王羲之的墨迹，因墙壁损坏而墨迹不全，空海精于书法，就请他补写。补完五行，尚缺一字，他就用笔在盛满墨汁的大钵内醮了墨汁写了一个“树”字，其笔法和王羲之的真迹十分相似，唐德宗叹为观止，授与他“五笔和尚”的雅号。唐人胡伯崇在《赠释空海歌》中，用“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的诗句，赞誉他高超的书法艺术。　　

正当空海在青龙寺如饥似渴地学习密宗时，惠果不幸在青龙寺东塔院病逝，空海怀着十分尊敬的心情，撰写了《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黎惠果和尚之碑》。惠果的病逝，使空海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但是，空海学习、传播密宗，增进中日友谊的决心毫不动摇。他矢志继承惠果的遗愿，为在日本传播密宗而竭尽全力。当他即将辞别朝夕相处的义操和尚时，写下了别意绵绵的诗篇：“同法同门喜遇深，随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经国集》卷10）字里行间，充分地流露了两国僧人的友情。806年二月，空海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和佛教典籍，离开长安。回国后，在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在今和歌山县东部），开创了真言宗，圆寂后被尊为弘法大师。空海归国时携回的“真言五祖像”，据传为当时著名画家李真等十余人合作，是传世的唐代绘画珍品，至今仍藏在京都教王护国寺内，成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例证。空海所著的《文镜秘府论》，则是研究唐诗的平仄、音韵、格律的著作；他所书写的《风信帖》，其笔法颇有王右军的韵致，兼受颜真卿的影响，真迹仍珍藏于京都，成为日本的国宝。　　

圆行于文宗开成三年（838）入唐，翌年正月到长安，从青龙寺义真学密宗，于开成四年（839）十二月归国，携回经典69部、123卷及佛具16种。慧运于会昌二年（842）入长安，巡礼荐福寺、兴善寺，后从青龙寺义真学密宗，在唐留学六年，于大中元年（847）归国，携回密教经轨等170卷。宗睿于咸通二年（862）来中国求法，在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学胎藏界法，通晓密宗、法相、天台宗义，留学五年后回国。　　

圆载于838年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因遇武宗毁佛，850年到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学密宗，受两部灌顶，后住西明寺，搜求并抄写佛典及儒家经史等书，选入宫中讲授佛法，受到唐宣宗的崇敬，赐与紫衣。日本仁明天皇为表彰圆载“勤求圣道”之功，赐与传灯大师的称号。他在唐留学近四十年，和唐代诗人交情很深，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均有诗相赠。公元877年，圆载携带在唐求得的各种经典几千卷，搭乘唐商李延孝商船回国，不幸在海上遇风，船破身亡，几千卷经典亦沉入海底。

“大海浪中分国界，扶桑树底是天涯。”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日本学问僧、请益僧远道前来长安城，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同时，随着同时期日本遣唐使来唐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日本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日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贡献！

空海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