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吉庆有余，如何远离灾殃？

古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类警句，我们小时候都念过的，这便是因果观念。佛说：“纵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但是这因果观念，全是由佛教传来的吗?不是!中国固有的上古文化，也早已有了，《易经》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正是因果观念的明显表示。由这种因果观念的推演，发展出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教育目标，教人如何做一好人，做一完人。然而时代不同，现在这种良好的教育目标几乎已丧失殆尽，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迟早要出问题的。

不管你是皇帝也好，乞丐也好;或者挑葱卖蒜作小生意，开银行，办贸易公司，做大买卖，那都是职业不同，无论你作什么，人都要学做人。我常常跟一些从政的朋友讲，不要说做官难，把人做好了，做官自然容易。上台做官要做人，下台一鞠躬也要做人。做人别做绝了，做绝了不会有好下场。中国人的教育，一向是为了达成完善的人格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观念相通，也和孝道思想同流。而佛教的许多理念，尤其菩萨道的提倡，无不是从此种因果观念和孝道思想立论，扩而充之，神而明之，而臻于淋漓尽致的地步。

佛教讲因果涵盖三生，每一个人自己的前生、今生、来生，由此形成一条无穷尽的横线，和中国儒家因果所讲的祖先、父母、我、后代儿孙的竖线，又交叉成一十字架。其实，依据因果轮回，角色变易的道理来看，自己的前生、今生、来生同自己的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二条因果线往往是彼此重叠，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中国民间长久以来，充满了三生因果，七世夫妻，乃至世世互为兄弟，互为夫妻的传奇故事，所在都有。所谓一切皆由因果、因缘而来，善因善果，恶因恶果，随人自取。“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怨不得人。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是中国文化四句话的原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最喜欢讲因果报应。如果过去没有研究过《易经》，都以为这是佛家的思想，来自印度的，事实上中国、印度、东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由此我们了解，中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报应，乃至做官的人，要为子孙培养后福，都是怕因果。

佛家的因果，是讲本身的三世，即前生、现在及后世。中国儒家的因果讲祖宗、本身、子孙三代，就是根据《易经》这里来的。这也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尤其这几句话，我们都晓得用，知道是孔子的话，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不变的，现在当然社会道德已变动了，但是据我个人仔细静静的观察研究，我们中国人年轻一代尽管怎么变，这个观念还是有，这是我们民族血统中的观念。

我们要注意“余庆”“余殃”的“余”字，余是剩下来的，余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一定本身就报，这是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定理，中国文化一切都建立在这因果报应上。由此看来，刘备在临死的时候，吩咐他儿子两句话：“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以刘备这样一位袅雄，对自己的儿子作这样的教育，都是从中国旧文化来的观念。我们看历史传记，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结果。将来中西文化汇合以后如何演变?还不知道。现在据我所知，最近在美国，宗教的活动，自哈佛大学开始，已经变了，提出“宗教一家”的口号，主张宗教不能分家;其次，美国的一般学者、知识青年，也非常相信三世因果，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为了国家民族文化，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变的。

下面孔子对于这个观念作了演绎，从此，也可以知道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写历史，历史的法则就在这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春秋战国的时候，孔子看到社会多么乱，孔子看见当时不孝不仁的人太多了，所以提倡孝、提倡仁。社会文化，像人吃的药一样，哪一种病流行，就倡用医哪一种病的药，假如这两天感冒流行，药店的感冒药就卖得多。大学里开课，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开什么课程，教育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看了四书五经很伤感，可见中国这个民族，可怕的一面是不孝、不仁、不义的太多，所以孔子提倡仁呀!义呀!孝呀!到了几千年来，有几个真孝、真仁、真义的?

孔子这里就讲出了这另一面：“臣弑其君”，部下叛变干了主管的，“子弑其父”，儿子杀父亲的，春秋战国这类例子太多了，尤其是利害之间，兄弟妹妹之间，都是杀、抢。“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突变来的，一个社会文化演变不是突然而来的。“其所由来者渐矣”，是渐进的，也是《易经》的法则，一爻一爻，慢慢变来的。

根据《易经》孔子这个道理，我们看近六十多年的历史，乃至推到近百年历史，或远推到清朝中叶，十九世纪开始，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对于今天的这个社会现象，有许多人看不惯，很难过，我觉得没有什么，这都是渐渐来的，不要怕，有时一个变动就变好了。“其道穷也”，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这地步了，非回头不可。“由辩之不早辩也”，这是辩论的辩，也是辨别的辨，在家庭教育来讲，就是对一个孩子变坏，没有早看清楚;以历史来讲，就是不好好领导，不早辨别清楚，所以发生动乱，这也是讲历史哲学，也是社会史，也是文化发展史。譬如中国文化，为什么发展到现在一直要提倡自然科学?“其所由来者渐矣”，也是慢慢变来的，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科学时代已到了顶点，但还是要变的，当然还有更新的科学时代出来。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学了《易经》，脚踏在地上发现降霜了，就知道冷天快要来了。到了春天，立春以后，气候一暖，夏天的衣服也要准备拿出来了，都有前因后果，这是中国文化主要的精神所在。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这是孔子儒家的思想，把《易经》天文的法则拿来讲人事，做人修养的道理。所谓直就代表正，方代表义。中国人看相，以这个原则也蛮通的，说人的脸型，长的主仁，方的主义。“君子敬以直内”，内心修养绝对公正，自己内心得直，没有弯曲，不在肚子里耍鬼。“义以方外”，对外面，对人对事，一言为定，到处合宜，言而有信，规规矩矩，所以“敬义立而德不孤”，不要怕寂寞，不要怕倒媚，自然有自己的道理。“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一个人只要有直、方、大三个字，公正、义气、仁爱，内方外圆，胸襟伟大，像大地一样，包涵一切，“则不疑其所行也”，天下人同心一德了。

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凡事是有因果报应的。怎么出去，就怎样回来;如何待人，人也将如何待你。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确立，之前已经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易经》老早就有这种思想，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至于“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

在政治上，我们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因果报应。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我们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么来的江山，也将怎么样的失去;怎么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艺术、生活……等等，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去看。《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词，以及上下系传等，谈“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而说“不利”的，则有二十八处。但不管利与不利，都不外以“利”为中心在讨论。《易经》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 “利用安身”四个字。所以《易经》也是讲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诉人们以积善的因，可以得到余庆的果。相反地，积不善因，便得余殃之果。所以，积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