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统治者的提倡以及自身教义的影响，到唐朝时已经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佛教不仅受众面已从社会上层扩散到了底层人民，而且开枝散叶，形成了多个宗派，在教理上也与儒道相融合，逐渐中国化。鉴于个人信仰或统治利益等因素，唐代统治者大多支持或默认佛教的发展，由此佛教影响到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雨，其中就包括战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在传入中国之前，佛教既已形成其战争观。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其对于政治和战争的态度也日益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在唐朝时期最终发展成为不同于原始佛教的战争观。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前，按照其教义和派别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小乘佛教分化时期。②在此期间，佛教关于战争的观点也随着佛教与社会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原始佛教是指释迦牟尼成道到佛灭后的百·1ir，即公元前530年到公元前370年期间的佛教，这才佛教内部尚未分化，其基本教义基本保持致。从佛教早期经典来看，这明佛教关于战争的观点主耍有以特征：

第一，原始佛教反对“杀生”。集、灭、道“四甜”是早朋佛教最慕本的教义，其“众生皆击”的思想以及汗行的修行方法使得很多11-11日消极））己世，出现了自残、自杀和互杀的陋习。为市这－陋习，佛教制定了“成杀”的律文。“戒杀”是佛教最初“五成”之 ，“舍杖，怀惭愧心，慈念 切，是为不杀”。③《杂阿含经》巾就曾记载有婆罗门凹刊！请教在家之人福荫后世之法，佛祖回答说，有四法能使后代安乐，即“信具足、戒具足、施具足、慧具足”，而其中“戒具足”即谓“善男子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①将“不杀生”作为“五戒”之首，足见原始佛教反对暴力、慈悲为怀的精神内涵。

第二，虽然原始佛教基本教义反对暴力，但佛教对于社会具有依赖性，因此佛教从创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与战争发生了联系。佛陀本身即出身王族，而早期佛教虽强调“出世”，但随着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也得到了一些刹帝利王族的支持。在阿育王之前，支持佛教的著名国王就有摩揭陀的频毗沙罗王②及其继位者阿阁世王飞拘萨罗的波斯匿王④及其继位者毗琉璃王⑤，这些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支持和仰慕，也为佛教影响战争提供了契机。《长阿含经》卷2《游行经》记载摩竭王阿阁世欲伐跋袱，派大臣禹舍至世尊处询问佛祖有何教戒。师尊向弟子阿难了解了跋抵国的基本情况后，认为跋抵国人民兼具“讲义正事、君臣和｝I阴、奉法晓忌、尊师重长、恭于宗庙、洁净无秽、宗事沙门”等七法，因而“其国久安，无能侵损”。⑥禹舍领会世尊的深意，悻悻而还。虽然佛陀的说教并没有改变跋抵国被吞并的结果，但佛陀说服禹舍的事例体现了佛教对于战争的间接干预，当然这种干预更多是被动的而非主动。

除了凭借其影响力对统治者的战争决策进行间接干预外，佛陀还曾经主动阻止过战争的爆发。《增一问含经》就记载了佛陀阻止琉璃王灭释迦族的故事。拘萨罗是释迦族所在迦毗罗卫城的邻邦，其国王琉璃王因早年曾受辱于释迦族，挥师迦田罗卫城。世尊在听闻这一消息之后，结酬跌坐于琉璃王必经之路旁的一棵枯树下。琉璃王虽怨恨释迦族，却礼遇世尊，于是便询问世尊为何不选择枝繁叶茂的“活树”而要枯坐于“死树”之下。世尊回答说：“亲族之荫凉，释种出于佛。尽是我枝叶，故坐斯树F”，意寓自己的亲族释迦族不久之后将如同这棵“死树”，枝叶凋零。琉璃王领悟到了佛陀有庇护亲族之意，鸣金收兵。此后琉璃王两次出兵迦毗罗卫城，均因佛陀的阻挠无功而返。⑦由此可以看出，血缘关系在最初的佛教徒中尚未能完全割舍。“亲族之荫，胜外人也”，佛陀弟子多出身释迦族，出于对亲族的同情，佛陀出面阻止了琉璃王最初几次对释迦族的进攻。

第二，无论是原始佛教反对暴力的思想，还是佛教最初对于战争的干预，其基本出发点都建立在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上，是远离民族主义和世俗王权的。

早期佛教的宗教核心是以“十二因缘”为基础的“业报轮回”。“业”是梵文的意译，意思是“造作”，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或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这种后果就叫作“报应”或“果报”。“业”有一种不导致报应绝不消失的神秘力量，叫做“业力”，作什么性质的“业”，就会得什么性质的“报”，原始佛教善恶观即基于此，善有福报，恶有罪报。①佛教反对“杀生”、佛陀干预战争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业报轮回”的思想。佛经中的“大身众生”困在前世好勇斗狠、持剑伤人而堕入地狱，受百年之苦后仍不能解脱，天生异象，时时受煎熬。杀人造“恶业”，终得“罪报”。相比此“众生”，战场杀伐所造成的死伤情况更加惨烈，所造“恶11.”更深，得到的“罪报”也就更重。

在战争频仍的印度古代社会，佛教虽然与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早期佛教与王权并无十分亲密的关系，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影响战争，佛陀的出发点都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即因果关系，业报轮回。而并非人道主义关于生命价值的考量，更无关民族主义与世俗王权。上文中所提到的阿阁世王就伐跋抵之事请教佛陀的记载，11，佛陀暗示大臣禹舍跋抵国不可攻伐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佛陀对于跋抵国一众百姓的怜悯，或者与其统治者的关系，而是因为跋抵国百姓具备了“讲议正事、君臣和、奉法晓忌、尊师主长、恭f宗庙、洁净无秽、宗事沙门”等“七法”，因此“其国久安，无能侵损”。而在琉璃王起兵攻打迦毗罗卫城｜叶，例；陀旦出于亲族关系多次阻挠，但段终放弃对族人的庇护，释迦族被灭。究其原因，依然是对佛教“业力不失”的坚信。

由此可见，佛陀认为释迦族之所以面临灭顶之灾，是因为“宿缘己熟”，是释迦族前世“恶业”，所造成的“果报”，而“业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释迦族必须为自己的“恶业”付出代价。正因如此，佛陀才没有出面制止琉璃王对释迦族最后的进攻，释迦族最终灭亡。

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反对暴力的，基本倾向也是“出世”的，虽然佛教徒不可能完全摆脱世俗社会，佛陀也会凭借其影响力影响到战争，但这种影响是建立在佛教因果轮回的基础之上的，佛教与王权尚未紧密结合。佛陀逝世之后，佛教教团经历了数次结集和分裂，教义和教团组织均发生了很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