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商业、体育、新闻、政治和宗教等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让一些人的生活中多了笑声，可是也留下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要笑?我的笑是否伤害了别人?这样的思考，不仅是道德的表现，更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反思”的呈现。

佛教是一个从印度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的信仰传统，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增进社会福祉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充满智慧、圆融、中道、慈悲的佛教遇到“令人至死”的娱乐时，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油然而生。歌曲《法海你不懂爱》，遭到佛教界严正抗议并被要求公开道歉;毕福剑在《星光大道》中，歪戴五佛冠、袈裟不整、烟袋代替禅杖、口咬“苹果”佛珠，以小丑姿态自称“我确实是法海”，引发佛教徒在中央电视台大厦前抗议。

因此，我要问：当佛教遇到娱乐时，应该怎么办?当娱乐遇到佛教时，应该怎么办?其中的“理”、“情”、“法”，值得人们去关注与探讨。

一、佛教神圣性与娱乐的“理”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信仰与制度的核心仍然是神圣性的建构。在佛教组织内部，教义、仪式和出家僧众象征神圣性，诵经、弘法等宗教活动代表神圣层面;在佛教信仰中，以佛、法、僧“三宝”为中心建构了信仰体系：佛是觉悟者，是教主，确立了佛教的本质和实践，并且对佛教的发展阶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法是佛陀觉悟后所宣说的教义，是所有觉悟内容、方法等的表达;僧伽则是佛教信仰现实层面的核心，个人共享佛教信仰，通过依赖一种僧伽的“中介”转化作用，僧伽通过对教义的阐释、信仰的指导，从而将个人的信仰“转移”成佛教的信仰。

所以，僧伽对佛教信仰体系的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佛教的专家，必须具备正确的佛教信仰，能正确理解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教理学说，由正确的实践修行，而得到深切的、体验的开悟。所以，在经典中，经常以阿罗汉等圣者作为僧伽的代表，即是指佛教的专家。第二，民众信仰的指导者，僧伽通过对佛教信仰的理解与实践，具备救度苦难的教化能力，且具有教化意愿，而专心致力于救度众生的事业。第三，正法的延续者，僧伽作为佛教神圣性特征最好的“表象”，僧伽团体的存在，是佛教存在于世的表现。

而当娱乐界人士以僧伽形象出现于各类媒体时，其嬉笑怒骂的非僧伽行为正是对佛教神圣性的讽刺与伤害。许多人指出法海为小说人物，以此强调“娱乐有理”，这种“理”正是歪理或强词夺理。因为法海是一个僧人，从表法意义上说，僧人的形象代表了佛教的神圣性，信仰上的教化功能、制度上的模范、指导功能。一方面，屏幕上出现的是僧人形象，另一方面，其行为又完全颠覆并否定了僧人的“表法”与功能。因此，大众在观看或欣赏节目时，容易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对僧人形成轻慢或否定的态度。

在当今娱乐界限模糊的时代，佛教等宗教对社会道德重建、人心安顿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当娱乐“消费”宗教神圣性时，是对整个社会“去神圣化”，在无意间破坏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麻痹社会大众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更加烦恼与浮躁。

二、佛教徒与娱乐之“情”

生活的痛苦需要开心与欢笑，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娱乐存在的根本理由。今天社会娱乐化已经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弥漫到各个领域。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警告说：“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从本质上说，娱乐化代表着肤浅化、庸俗化、感官化，这是一个时代的共业。

娱乐本是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广告是正常的商业活动，本不应简单地横加指责。我相信，尼尔·波兹曼是强调娱乐失去了“寓教于乐”的根本，缺少公众情怀，充斥了太多的个人情绪与偏见。从佛教角度来看，神圣仪式与世俗娱乐在一定意义上并不冲突，古代寺院的“庙会”就是个突出的例子。现在，寺院所举办的音乐会、茶会、琴会等也带有一定的娱乐涵义。

但是，娱乐界人士哗众取宠，以破坏僧人形象为吸引眼球的方式，这样引来的笑声严重伤害了佛教徒的感情。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指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密切党同信教群众的关系，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宗教信仰来看，社会大众是由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组成的，而佛教徒和佛教文化认同者在全国人口中的确占有一定的比例。所以，面对全国佛教信众，任何机构和任何人都无权恶搞佛教人物、丑化佛教形象。媒体或商业机构要“共情”，应该关照到佛教徒的信仰诉求，尊重佛教信仰，尊重传统文化，将全中国人民的心共同凝聚到中国梦这一伟大主题上来。

佛教徒反对将佛教“娱乐化”，不仅是要维护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保护佛教信仰的神圣性，更是对人性堕落的一种“呐喊”。

三、佛教护法与娱乐之“法”

“娱乐至死”的时代，其根本表现为娱乐无界限。但是，世间最大的规律是任何事物皆必须有其界限，这就是“法”。所以，佛教护法要有“法”，娱乐也要有法度，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娱乐之“法”在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职业伦理。无论是宪法还是相关法律法规，皆强调保护信教群众的感情，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禁止一切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言行。况且，新闻媒体应遵从其职业伦理的要求，商业机构也应遵守其商业准则和市场监管程序，从公共情怀出发，从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大格局”去思考自身行为的界限。

社会各界常常以“与世无争”、“慈悲和平”等道德标准来审视和要求佛教徒，实际上缺乏对佛教的真正理解。“菩萨慈悲而不软弱，金刚怒目而不嗔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些都是一种个体的修行境界。其实，佛教菩萨道思想还强调舍身救济、舍身护法等思想。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时，中国佛教会紧急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并成立僧侣救护队，支援抗战前线。在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前夕，圆瑛法师对全体队员讲了一番话，他说：菩萨慈悲“不是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横遭杀戳”，“不能眼看着无数生命在残酷敌机下被摧残”，所以要挺身而出，惩一警百，诫少以救众，负起抵抗侵略的神圣职责，这才是真正的“大悲大勇的菩萨行”!

但是，佛教徒护法仍然要遵循佛陀教法，学习历代祖师大德的精神，智慧、慈悲、和平、中道、圆融地面对娱乐界和商业中的一些“非法”行为，理性维权，合理诉求，重视教化，真正体现佛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