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有个佛教高僧，面对各种残酷刑罚，却依然不改自己气节

如今关于抗战时期佛教不作为的说法越演越烈，但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部分本身就品行败坏的僧人的个人行为；但从整体上来说，其实无论是佛教人士还是道教人士，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绝大部分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佛教高僧就是如此。

这里要说的这个佛教高僧名叫释圆瑛，法号宏悟；乃是福建古田县人。释圆瑛自幼饱读诗书，聪慧过人，但是在他18岁的时候却在福州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但是这里不是要说圆瑛法师的佛法究竟有多高深，而是要说说圆瑛法师的个人品性；从个人品性上来说，圆瑛法师绝对算得上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

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的这种侵略行为。由于圆瑛法师在整个佛教界都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导致日本佛教界也非常被动，而日本整体的尚佛文化非常浓厚，此举也给了日本高层很大压力。

尤其是在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

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并且在国家穷困之际，圆瑛法师多次奔走在东南亚各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前期的时候，鉴于圆瑛法师的身份和地位，日本方面并没有把圆瑛法师怎么样，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整体已经陷入癫狂状态，也就不管圆瑛法师是什么人了；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

随后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圆瑛大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凛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大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

圆瑛法师几度被折腾的昏厥不省人事，日本方面企图以此迫其就范。但圆瑛大师已进入无我境界，他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大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加上日本佛教界的施压，最后，日寇只好将他释放。

脱离虎口的圆瑛大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而像圆瑛大师这样救国救民的佛教高僧也是不少，其实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是非常不错的，在明朝时期，抗倭英雄俞大猷还曾组建过一支武僧兵团，在抗击倭寇如今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功勋；而且就连马、恩都对佛教的教义称赞不已；只能说，是黑是白，主要还是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