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众所周知，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其译经事业的辉煌成就，是与李唐王朝的支持密不可分的。不过，对于玄奘经由怎样的努力及付出多大的代价争取到唐太宗李世民与高宗李治对译经的支持，恐怕就知者不多了。很多人以为，玄奘深受太宗与高宗二帝的礼敬，甚至有说玄奘与二帝之间存在亲密的友谊关系。通过检讨有关史料，我们发现，玄奘与二帝之间的友谊关系难以成立，二帝对玄奘的礼敬也只是表面现象。

究其实际，玄奘与二帝的关系至为微妙。一方面，玄奘法师深知，“内阐住持，由乎释种；外护建立，属在帝王”[i]，遂以如履如临的谨慎态度，施展其深妙的智慧和无碍的辩才，从容周旋于帝王将相之间，不仅赢得了太宗、高宗二帝的礼敬和王公大臣的倾慕，更得到了朝廷对译经的人力、物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唐初的宗教政策有所影响。与此同时，玄奘法师虽处朱紫之中，不改素丝之质，始终保持清虚自守的沙门本色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虽常为帝王之顾问，却绝非朝廷的附庸。

另一方面，太宗、高宗二帝对佛教并无深切的体认与诚挚的信仰，他们之待玄奘，远不如前秦符坚之待道安、后秦姚兴之待鸠摩罗什友善；二帝之支持玄奘译经，更不能和姚兴之支持鸠摩罗什相比。二帝欣赏玄奘的才华，欲收归己用而不能，同时又对这位名振五印、誉满华夏，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法门领袖心存忌惮，遂决定以译事相牵制，将玄奘置于朝廷的掌握之中，使玄奘的宗教权威不至对帝王的权威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势之下，玄奘深知，译经弘法，兹事体大，言行举止稍有疏忽，就会使译业顿废，法雨停注。故而不得不想方设法化解帝王之猜疑，竭力维持朝廷对译经的有限支持。

玄奘法师与太宗、高宗之间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初唐政教关系的绝佳范例。以下便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对玄奘与二帝的关系试作分析，祈请方家教示。

一、玄奘与太宗

玄奘与太宗的关系，最早应从玄奘西行求法说起。

玄奘法师天资颖悟，聪敏绝异。少年出家，游学各地，遍参时贤名宿，详考各家之说。佛法本是圆极之理，各家各派却互有歧异，然皆以圣典为据，令人无所适从。玄奘遂立志西游，以问所惑。贞观元年（627）初，玄奘至长安，准备西行。

“结侣陈表，有敕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ii]

玄奘一边待机而动，一边加紧锻炼身体，调伏、堪忍众苦；努力学习西域各国语言，数日即通一种，继续为西行作更充分的准备。至本年八月，天赐良机。因河南陇右时遭霜俭，朝廷允许道俗四出就食，玄奘便混迹于灾民，一路西行，沿途得多人之助，潜行出关，开始了“孤身万里游”的求法历程。因是犯禁出行，故在归国之时，行至于阗，不得不先行上表，请求太宗赦其偷渡之罪；归国初见太宗，又受太宗呵责。此是后话。

玄奘到中天竺那烂陀寺，师事戒贤老法师，虚心听受《瑜伽师地论》等诸部大论，并咨决所疑。在戒贤门下，玄奘后来居上，以其内外通洽、辩才如注，令前来论难的外道及大小乘诸师，无不心悦诚服而去。贞观十六年（642）腊月，在戒日王为其召集的曲女大会上，面对来自五印的三千多名外道及大小乘诸师，玄奘作为论主称扬大乘宗义，十八日无人堪与争锋。大、小二乘分别赠以“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号，名流五印，声振岭表，三学之士，仰之如天。玄奘谢绝了那烂陀寺诸师及印度诸王的挽留，满载经像返国。

贞观十七年（643）春夏之际，玄奘到达于阗，便停止不前，原因略如下：一是派人至屈支、疏勒寻访渡河所失经本，二是于阗王挽留讲经，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等待唐朝皇帝允许归国的诏令。到于阗后，玄奘乃修表使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人入朝，陈述以前往印度求法，今达于阗的情况，请求皇帝赦其“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之罪。否则，玄奘断不敢前行。唐太宗为国史上少见的英明豁达之君，览玄奘上表，对这位偷渡出境、载誉而归的留学僧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催其速归，并令各地官司沿途迎送。玄奘到沙州，又上表太宗。此时的太宗正在洛阳忙于出征辽东的军事，览表得知玄奘法师将至长安，敕西京留守房玄龄使有司接待。玄奘为了赶在大军出征前见到太宗，于是加速行进。终于在贞观十九年（645）正月至长安。

玄奘回国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长安百姓谁不想一睹这位誉满中外的法师的风仪。及玄奘一行至长安西郊的漕上，从漕上到京城朱雀街都亭驿长达二十余的路上，道俗填塞，如值下生。由于负责接待的有司不知迎接威仪，面对前来观瞻的数十万众，茫然无措。玄奘无法入城，只得停于别馆，由士兵通夕守卫。玄奘急于到洛阳见太宗，遂将经像送弘福寺保管，而送经像的场面较前番更为壮观：

“自朱雀至弘福十余里，倾都士女，夹道鳞次”，[iii]“京邑僧众，竞列幢帐，助运庄严。四部喧哗，又倍初至。……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当此一期，倾仰之高，终古罕类也。”[iv]

在如此盛大的迎送场面中，却不见玄奘的身影，此究竟为何？道宣说出了个中因由：

“奘虽逢荣问，独守馆宇，坐镇清闲，恐陷物议，故不临对。”[v]

道宣此语可谓意味深长。道宣与玄奘是同时代人，曾参与过玄奘的译经活动。对于王权治下佛教的艰难处境，道宣与玄奘皆心有慽慽焉。中国古之为帝王者，绝对无法容忍宗教的权威迕及帝王的权威，更何况玄奘冒禁出游，虽是载誉而归，毕竟是带罪之身，言行举止稍有不慎，不唯无望得到朝廷对译经的支持，更有陷于王难之虞。

贞观十九年二月初，玄奘至洛阳宫见太宗。此时太宗“军事忙迫，闻法师至，令引入朝，期暂相见。”[vi]故知诏见属于礼节的性质。此时的太宗对佛法并无深切的了解与弘扬的热诚，而玄奘充分利用这次诏见的相会，以自己广博的学识、无碍的辩才以及挚诚的祈请，终于获得了太宗对译经的支持。同时，玄奘也自愿接受朝廷的监管，借以消除太宗的疑虑。自此，玄奘与太宗、高宗二帝长达十九年的、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开始了。

在这次诏见中，太宗与玄奘谈话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太宗首先半真半假地责备玄奘西行为何不报，然后详问玄奘西游时沿途所历诸国的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俗等事，玄奘既耳闻目见，记忆无遗，酬对皆有条理。太宗惊叹于玄奘的“词论典雅，风节贞峻”[vii]，视玄奘远胜过被苻坚称为神器的道安，认为玄奘足堪辅弼之重任，顿有收归己用之意，劝玄奘还俗辅政。玄奘固辞得免。太宗谈兴未尽，而大军出征在即，欲带玄奘随师出征，别更叙谈。玄奘亦坚辞得免。最后，玄奘提出到少林寺译经的请求，太宗初不应允，说：

“法师唐梵俱赡，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viii]

经玄奘固请，太宗虽同意，但于译经地点，不同意玄奘所提远离京师的少林寺，而是定在京城的皇家寺院弘福寺。名义上说，是便于召见，陪驾叙谈；真实用意则是，朝廷可从容对玄奘处处节制。而玄奘之欲往少林，其意在远离烦扰，专心译经，并无他意。然而，玄奘归至长安时，百姓倾城而出的盛况，肯定早已有人禀报太宗。太宗对这位才智超人、一心译经弘法，声望又如日中天的玄奘法师，不免有所忌惮。玄奘是何等的敏锐，岂能不知太宗心机，当即向太宗表明，他志在译经报国，无意成为民众的宗教领袖，更不会构成朝廷的隐忧。玄奘说：

“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遂成阛阓。非直违触宪网，亦为妨废法事。望得守门，以防诸过。”[ix]

太宗一听，非常高兴地说：

“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处分。师可三五日停憩还京，就弘福安置。诸有所须，一共玄龄平章。” [x]

在得到玄奘愿意接受朝廷监管的承诺之后，太宗这才完全答应支持译经。从此以后，玄奘法师“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 [xi]，实在是情非得已，并不全是玄奘“性爱怡简，不好交游” [xii]的缘故。

在这次诏见中，玄奘还接受了太宗下达的一个政治任务，即将西行所历笔录成书，以供太宗披览，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太宗并非对玄奘西行的经历有兴趣，而是出于政治、军事及外交上的考量，欲对西域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故而此书述各国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俗等事甚详。从中也可见太宗此时所关注者，主要是军政之事，对于译经并无热忱。

玄奘从洛阳还长安后，即居弘福寺，在译经所需人、物就绪之后，玄奘即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既是奉敕为国翻译，故凡有所译，玄奘都奉请太宗御览。为了使新译佛经便于流通，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十三日，玄奘上表，请太宗为新译经作序，为太宗所拒绝。后经玄奘固请，太宗虽应允，却迟迟不见下文。此亦足征太宗之不喜佛。

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夏，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本年六月，太宗在玉华宫诏见玄奘。太宗爱慕玄奘的学业仪韵，一直想逼劝归俗，共谋朝政。在洛阳宫诏见之时，太宗曾提及此事，为玄奘所谢绝。这次太宗又旧事重提，玄奘以五义奏对，广述太宗神武英明之德，请求太宗勿夺其守戒缁门、阐扬遗法之志。太宗听后大悦，对玄奘说：

“……既欲敷扬妙道，亦不违犯志可努力。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 [xiii]

太宗在读了玄奘新翻讫的《瑜伽师地论》之后，对佛教的看法大变，对侍臣叹道：

“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 [xiv]

敕令有司书写《瑜伽师地论》九部，颁赐九州，展转流通。经玄奘重启，太宗很快撰成《大唐三藏圣教序》置于经首，太子李治亦制《述圣记》附于经后。

太宗与太子的这两篇序文，对新译佛经的弘传影响之巨大，一如释彦悰所说：

“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 [xv]

这几件事都发生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可见太宗已初步兑现了“助师弘道”的诺言。从此，太宗益信佛法，福田功德不绝于口，与玄奘无暂相离，二人关系进入了最为密切的阶段。这年九月，太宗又做了一件“助师弘法”的大事，即度僧。事情起因于太宗之问：“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对以“度僧为最”。[xvi]太宗即下诏，京城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共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受隋末天下大乱之摧残而将绝之法侣，因此一度又蔚然成众。佛教蒙润，无以言表。

然而数月之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驾崩。经由玄奘之努力，刚刚建立起来的有力外护旋又失去，令人惋惜。四月，太宗在翠微宫与玄奘谈玄论道时，对玄奘所说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芳故迹，皆深信纳。太宗也许预感将不久于人世，几次对玄奘攘袂怅叹道：“朕共法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 [xvii]太宗此语当是肺腑之言，诚如曾子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xviii]

太宗崩后，高宗即位。从此，玄奘不得不与英明睿智、胸襟气度远逊于太宗的高宗皇帝打交道，终于没能逃脱朝廷的樊笼，而圆寂于最后的译场玉华宫之中。

二、玄奘与高宗

高宗做太子时，即受太宗之影响而留心佛典，并撰有《述圣记》和《菩萨藏经后序》。即位之后，上承太宗对玄奘的器重，礼敬逾隆：不断派朝臣慰问，频施财物，派御医替玄奘治病等等，可谓关怀备至。然而，这些皆是表面文章。究其实际，高宗对玄奘本人的控制远甚于对译经的支持。玄奘以其深妙智慧与方便善巧，与高宗虚与委蛇十数载，最终也没能做到全身而退，足见高宗对玄奘戒惧之深，监管之严。

贞观二十二年（648）十月，高宗时为太子，替其已故之母长孙皇后追福，建慈恩寺成，别造翻经院，将玄奘译场从弘福寺移至此地，并请太宗敕令玄奘担任上座之职。玄奘以“奉敕翻译，恐不能卒业”为由恳辞，终不能获免。可见太子李治心系福田，对译经之事不甚萦怀。

自太宗崩后，玄奘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白天有事，务必兼夜完成。三更才眠，五更复起。除译经外，每日讲经答疑，处理寺务，与诸德高谈剧论，逢迎诸王卿相等。虽诸务缠身，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可见其精敏强力异于常人，然长此以往，色身之衰败势所不免。另外，玄奘之译经，不比当年的鸠摩罗什，既得秦主姚兴的全力支持，又有什门四哲、八骏[xix]为译经之良助，更有能文之臣执笔润文。玄奘之译经，得唐朝廷的支持委实有限。太宗当初能同意支持译经，已属不易，至于高宗，对译经更乏热忱。故玄奘不敢奢望高宗给予更多的支持。显庆元年（656）正月，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参谒玄奘，问及古来翻经仪式，玄奘说，自苻坚、姚兴以来，翻译经论，除僧以外，还有君臣赞助，唯独而今没有。玄奘特请二人代为奏请高宗，派些能文之臣润色译文。此请虽蒙高宗恩准，全赖薛、李二人之力。高宗早年既留心佛典，前朝翻经仪范岂能不知。倘重视译经，必遴选润文之臣，何需赖二公奏请。

太宗在贞观十一年（637）春，曾下敕曰：

“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 [xx]

当时虽有法常、普应等数百僧众抗辩于朝堂，未获改正。玄奘归国后，多次内奏太宗，太宗许有商量，未果而崩。到了永徽六年（655），高宗又下敕，僧道等犯罪依俗法推勘，致使边远之官，对僧人过无大小，动辄枷杖，毁辱为甚。玄奘一直为此二事忧心。若玄奘与高宗关系密切，奏请高宗停废二事即可，何必如此犯愁。此益可为玄奘与高宗关系疏远之反证。

玄奘法师当年西游，度雪山时，曾得寒疾，频年屡发，加之长年劳顿，无一日之喘息，数年以来，唯药是赖。显庆元年五月，因热追凉，旧疾复发，生命垂危。高宗闻报，遣御医专看，至十月方全愈。玄奘于命在旦夕之际，担心不能再见高宗，乃请人代为陈奏，述前二事对于国不利。高宗见奏，同意停废僧等依俗法推勘这一条，对于更为关键的佛道名位问题，高宗以“先朝处分，事须平章”为由拒不改正。由此可知，玄奘对太宗、高宗两朝的宗教政策虽有影响，但极其有限。

玄奘经此大病之后，气力不复如前，翻译每感力不从心，且居京洛，杂事甚烦，遂生厌离京洛、入山修禅之心。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玄奘上表，请求入少林寺修禅与翻译。玄奘在表中，述自己近年身力疲竭衰弱，不堪翻译之重任，不愿再冒受皇恩；希望毕命山林，成就禅观以报国恩；愿在禅观之余继续翻译。这样可以“绝嚣尘于众俗，卷影迹于人间。……外不累于皇风，内有增于行业。”[xxi]

玄奘此表措词婉转，态度恳切，读之催人泪下。高宗却无动于衷，览表之后，决然不许，并于次日亲自给玄奘复信，足见高宗对此事之重视。高宗信中虽多用褒奖之词，实是包藏祸心，略曰：“……法师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灯，定凝意水。非情尘之所翳，岂识浪之能惊？然道德所居，何必太华叠岭。空寂可舍，岂独少室重峦。幸戢来言，勿复陈请。则市朝大隐，不独贵于昔贤；见闻弘益，更可珍于即代。”[xxii]接到高宗的敕书，玄奘虽不复敢言入山之事，但在谢启之中，还是向高宗表明其归隐林泉之愿。

玄奘之所以孜孜以求隐居少林，原因是多方面的。年老多病，不堪译经，入山林以养老，此其一；常年与帝王卿相交接，虽名声增腾，实于清誉有损，故入山林，以避攀附朱紫之嫌，此其二；断伏烦恼，必须定慧相资。玄奘以前专精教义，又为译经及诸杂事所扰，无暇修定，而今欲敛迹山中，成就定学，此其三。三者任择其一，其入山的理由都可谓充分。而高宗之所以对玄奘的请求不予恩准，主要还是出于对玄奘的不信任。玄奘越是表现出其志在出世、成就行业的宗教品格，高宗愈是放心不下。玄奘一旦入山修禅，三学齐备而四众归信，必然成为事实上的法门领袖，这是高宗不愿意看到的。将其困于京城内宫、皇家寺院，以译事相牵，以杂事相扰，以公卿与之交接，使其既无修定之余暇，又无行动之自由，法门之领袖自然就徒有其名。这正是高宗所期望的。

入山之志既不得酬，玄奘不得不强撑老弱之躯，在积翠宫继续译经，无时暂缀，又一次积气成疾。这次病重，玄奘自忖断无生机，便自作主张，从积翠宫返回寺院，延医诊治。高宗闻报，很不高兴，派御医宣敕慰问，并允许玄奘出外休养。玄奘知高宗不悦，即速上表谢罪。表中称自己这次病情严重，准备离开内宫，到外面悄悄死掉算了，因怕惊动皇上，所以没有立即奏闻。经医生治疗，能够保全性命，实是侥幸。

“……还顾专辄之罪，自期粉墨之诛。伏惟日月之明，久谅愚拙；江海之泽，每肆含容。岂可移幸于至微，屈法于常典。望申公道，以穆宪司。枉狱为轻，伏鈇是俟。”[xxiii]

玄奘以重病之身，私自出宫，回寺延医诊治，仅因没有及时上奏，竟似犯了滔天大罪。从“日月之明，久谅愚拙；江海之泽，每肆含容”一句来看，高宗对玄奘的言行早已心怀不满了。所以，这次玄奘以必死之心，等待高宗的严惩。由此益可知，玄奘虽名为在宫中译经，实几与坐牢无异，行动无丝毫自由。高宗见玄奘既已知罪，也就不再追究，迎请供养数日后，仍送玄奘还积翠宫翻译，必使玄奘油尽灯枯而后已。高宗以一代帝王之尊，为人何其不忍！

玄奘晚年最重要的译著是《大般若经》。玄奘以疲病之身，之所以仍能完成此浩浩六百卷的鸿篇巨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显庆四年（659）十月，经玄奘的多次请求，高宗准其到离京城稍远的山中道场玉华宫翻译。由玄奘的《重请入山表》中“并乞卫士五人，依旧防守”一语可知，玄奘在玉华宫翻译的数年，依然处在朝廷的监管之下。纵使没有完全脱出樊笼，总算离开了京城的内宫禁苑，转到了山中的寺院。可以将此视为玄奘与高宗抗争所取得的一个不完全的胜利吧。

从显庆五年（660）正月始，到龙朔三年（663）十月止，《大般若经》译毕。麟德元年（664）正月，众人请求翻《大宝积经》，玄奘翻数行，便合起梵本，告诉众人说：

“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xxiv]

遂往兰谷等处，礼辞佛像，还寺后专精行道，译业遂绝。二月五日夜半，一代译经大师圆寂于玉华宫中。

高宗闻玄奘亡，哀恸伤感，为之罢朝，说：“朕失国宝矣。” [xxv]文武百官，莫不悲哽流涕。高宗对玄奘虽一直心存忌惮，但对玄奘的去世也深感痛惜。

玄奘灵枢置于慈恩寺翻经堂内，京城道俗奔赴哭泣者，日数百千；安葬之日，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此足见玄奘法师归国以来，虽久困于深宫寺院，依然道标宇内，德格人天。这难道不是对处心积虑以求控制玄奘的二位唐朝皇帝的莫大讽刺吗？

结    语

玄奘求法返国，虽恰逢初唐之盛世，然所遇之人君，对佛法既不深信，对玄奘又心怀猜忌，纵使襄助译经，也是事出勉强，并非尽心竭力。玄奘既要与诸翻经大德勠力译经，又要与帝王将相巧妙周旋，甚至以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换取帝王对译经的支持。虽然从中可见玄奘精神之无畏、意志之坚定、智慧之超拔、弘法之善巧和辩才之无碍，同时表明，在帝王专制的时代条件下，译经弘法事业是如此的艰难，实在令人不胜感叹之至。设想太宗、高宗若能全力支持玄奘，少一点猜疑与烦扰，多一点照顾与体谅，其译经事业必会更加辉煌，会为后人留下更为丰富的精神宝藏，道宣也不会发出“恨其经部不翻，犹涉过半”[xxvi]的浩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