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首次与私人藏馆举办佛教造像联展：传递了怎样一个信号
发布时间：2024-10-29 04:04:43作者：正觉网▲毗卢佛 东北印度 10世纪 黄铜错银、红铜、嵌绿松石、青金石、珊瑚、珍珠 21.5cm 故宫博物院收藏
自2018年10月23日，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在故宫斋宫开幕一个多月以来，引来众多世界知名学者、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交流与学习。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与私人博物馆联合举办佛造像展，共展出112件精品，每一件展品都有其独特的代表性，其中最早的一件展品来自4到5世纪的后犍陀罗艺术，极为罕见。据悉该展览将持续到12月23日。
世界级精品和独具匠心的布展
近年来，藏传佛教艺术因其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此次展览根据西藏艺术风格的两个主要区块，即藏西艺术与藏中艺术，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斋宫南展厅，从西北印度到西藏西部，西北印度是古代南亚次大陆北部的丝路通衢，也是多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这一地区的佛教艺术融合了来自古希腊、西亚、中亚及印度的元素，影响直达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形成了藏西的艺术风格；第二单元：在斋宫的北展厅，从印度、尼泊尔到西藏中部。西藏中部艺术风格在形成过程中先后受到来自于东北印度、尼泊尔艺术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尼泊尔艺术影响持久而深入，留下了众多的艺术作品。无论藏西还是藏中艺术风格都是在汲取外来艺术风格的基础上，结合西藏本土的元素，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
▲《释迦牟尼佛》尼泊尔， 红铜鎏金 ，10-11世纪，81cm ，止观美术馆收藏
为了更好地让观者近距离欣赏这些藏品，故宫与止观美术馆在布展上花费了很多心思。比如，连接南北展厅的工字廊在展厅改造时封闭成为玻璃长廊，在长廊内两侧采用了垂布，以白色和赭红色为主色调，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白色代表雪峰的颜色，观者可以联想到青藏高原的皑皑雪山；赭红色给观者传递了两个意向， 一个是僧袍的颜色，一个是寺庙外观图案的颜色，大家看到的布达拉宫，除了白色外，上面还有赭红色装饰带，去过西藏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观众穿过长廊从一个展厅到另外一个展厅，就像是穿过一个雪域高原和它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实到历史的过程。
此外，和以往雕塑展览相比，此次展览有一些创新之处。比如，通常来说，立体雕塑展览最难处理的就是灯光问题，由于展览中光源来源单一，立体雕塑在脸部和身体遮挡部分往往会留下浓重的阴影，这次展览专门聘请了国际著名灯光师，在故宫展柜外边，加了一层外板，外板的内侧窗口周围安装了一组灯箱，这个灯箱的灯光还经过柔光处理，灯光包围着整个展品，所以观者在现场能够看到展品的所有细节，不但不会刺眼，还能感受到展品古雅精致的魅力。
策展人挑选了每个时期的代表性藏品，在独立展柜中展示，或者祼展，并为它们专门设计了灯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来过故宫斋宫观看过此展览的艺术爱好者可能会发现，每一件展品的说明牌传递给观者的信息量并不多，似乎只有名称和年代产地等基本信息。细心的观者会发现，在每一个展品说明牌的下方都有相应的二维码，手机扫描二维码后，该展品的图片以及中英文说明都会完整地展示出来，观者可以拿着扫描的结果直接对着展品欣赏。另外这些文件都可以直接下载到手机上，方便观者带回去学习。
故宫专家讲解藏品的价值所在
这112件参展作品，精选自故宫博物院、止观美术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藏品，以铜合金造像为主。这些藏品分别来自于古代西北印度、中印度、东北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地区，展品的时代跨度从4世纪到15世纪，展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源与流及其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逐渐流传到亚洲广大区域内，成为亚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艺术也随之传播到喜马拉雅地区，成为喜马拉雅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关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与时代特征。
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佛教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分支，被称之为“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及其艺术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分支，在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大区域内流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由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两种佛教无论是在教义、图像和艺术风格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是因为藏传佛教是属于喜马拉雅文化的一部分，与南亚次大陆、中亚和西亚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另外，藏传佛教是外来文化与西藏本土信仰结合的产物。它是多种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却始终扎根于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土壤，是南亚的佛教文化与雪域高原的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流传范围是以喜马拉雅文化区为中心，延伸至蒙古高原、横断山脉、天山南北等广大地区。
▲《释迦牟尼佛》 北印度 黄铜 6世纪 52cm 私人收藏
因此，如果人们想真正理解和深入解读藏传佛教艺术，则必须回归到青藏高原丝路、南亚次大陆等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在喜马拉雅文化的国际大舞台上，从中亚、西亚和南亚文化的多重影响来重新审视和研究它的起源与流变。
喜马拉雅山脉(Himalayas)位于青藏高原南端，东西绵延2450公里，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的天然边界，给山脉南北东西两侧的文化交流带来巨大的障碍。但它纵横的沟壑与河谷更像是一个个管道，将青藏高原与丝绸之路对接起来。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就现场参展作品对藏传佛教艺术风格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不少观者听后，都连称过瘾，没有想到，每一尊佛造像背后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技艺。
罗文华介绍说，两个展厅一共112件藏品，实际涵盖了两条重要路线，简单地说，对于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产生过深远且持久影响的主要有两条路线，分别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两个重要的通道：一条是古代西北印度，有来自于西北印度的艺术中心犍陀罗、斯瓦特、喀什米尔的艺术影响进入藏西的拉达克、阿里等地区，创造了独特的藏西风格；一条是东北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裂隙，将西藏中部与东北印度与尼泊尔两个重要的艺术中心相连，这是藏中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此次展览，在展品的选择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里面有几个独立展柜的展品，这些展品都是每个区域里，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展品，而且举世罕见。在第一展厅（南展厅），有一尊后期犍陀罗时期4到5世纪的佛造像“释迦牟尼佛”，材质为青铜，高44厘米，为止观美术馆(ZG1001)藏品。
▲《文殊菩萨》 尼泊尔 红铜鎏金，嵌珠石 12世纪 93cm 止观美术馆收藏
“这是整个展厅里最重要的一尊佛像，全世界屈指可数！”罗文华讲解到，此尊为释迦牟尼佛立像，身着厚重的通肩袈裟，衣褶厚重，线条流畅柔韧而富有织物的质感。右手上举五指微分作无畏印，左臂自然下垂略有弯曲，左手持握衣角作授记印。头顶螺发，发髻高耸，面相静穆，鼻梁高挺，双目鼓突修长，鼻梁上侧分出两道弯眉，如飞燕展翅。眉间置圆形白毫，如日正中。充分表现出犍陀罗佛造像面部的典型特征。佛像背后上部尚留有突出的插孔，可知此像原本配有身光和头光，惜现已佚去。这种图像类型的铜制释迦牟尼佛立像通常被称作授记印释迦像，通常被认为兴起于贵霜王朝（55-425年）的佛教造像艺术，而在犍陀罗后期造像艺术遗存中颇为常见，像身大多配有身光和头光，装饰有紧密排列的长桃形加三点样式的光鬘，跣足下亦配以方形基座。如鲁宾博物馆藏释迦牟尼佛立像，图像志特征与此尊完全一致，然头光、背光和基座俱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海外私人收藏中也有类似的作品，然制作工艺略微逊色，面容和服饰已经和典型的犍陀罗造像风格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制作年代稍晚，大致断代在公元6-7世纪左右。此件释迦牟尼佛立像尚体现出相当鲜明的犍陀罗佛像艺术风貌，工艺水平颇高，因此制作年代可以断定在公元4-5世纪左右。另外，犍陀罗造像大多以石、泥等为主要材质，用青铜造像相对来说极为少见，因此更加凸显出此像文物价值之高。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藏品，是故宫收藏的“五方佛”。五方佛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佛教密宗里，“五方佛”是宇宙佛的象征。这五尊佛分别居世界的中、南、东、西、北五方，象征着佛法在整个世界中无所不在。毗卢佛居于世界的中心，左手的食指被右手握住，这个手印叫智拳印，他是代表宇宙中心的尊神，其它四尊佛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正方向排列。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五方佛的世界，即宇宙的象征。毗卢佛鼻梁修长，眉眼细长，面庞宽厚。头戴典型的波罗王朝晚期特点的高且尖锐的三叶冠，左侧的冠叶残断。冠叶为三角形，周边以细联珠纹装饰，中间是嵌石花枝图案。两边耳上各戴花朵。这种装饰形式从西北印度、西藏西部直到东北印度、西藏中部均十分流行。项链有两道，最外一道悬挂珠饰。双肩宽厚，腰部细收，身体健壮有力。双手于胸前施智拳印，全跏趺坐。臂钏和手镯均有华丽装饰。腰部的系裙带以一道阴线表示出来，是波罗艺术继承笈多造像特点的结果。
如何区分宫廷藏品和私人藏品
本次展览，其中有25件藏品来自故宫，用罗文华的话说“每一件都很重要，每一件都很有代表性!”
但是如何区分故宫藏品和私人藏品？大家都知道，在此次展览现场，很多藏品都是私人收藏，故宫的藏品是宫廷收藏。有很多人会问，你怎么证明是宫廷收藏？或者说当年乾隆皇帝和清代宫廷是怎么认识这些佛像的呢？
“宫廷收藏往往有着清晰的记录。”罗文华介绍说，在南展厅，有一尊佛像配了紫檀木佛龛，显而易见，这个紫檀木佛龛是当年这尊古老的佛像由西藏送进宫廷的时候，由乾隆皇帝让宫廷造办处为其配置的，在这个龛背后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刻了很长的题记，说明了佛像的产地、名称甚至年代。刻完后再抹上金汁，所以到今天为止，仍然闪闪发光，清晰可见，这是具有宫廷特色的一件重要藏品。
▲《宝冠释迦牟尼佛》 东北印度（库尔基哈尔） 黄铜 10-11世纪 40cm 止观美术馆收藏
特别强调的是，在清代有个传统，当佛教法物贡进宫廷时，内务府官员按照正常程序要用纸条记录下来的，记录的内容包括谁在哪天送进来的这件东西，它的产地、年代和尊名等。这个记录是用满文和汉文写在黄纸条上，档案里称其“黄条”。写完后系在造像的手臂上，也就是说，自从这件法物进宫后，这个黄条会一直跟着走的，经过两百多年，直到今天，黄条依然保存得相当完整。当然有一部分黄条也会因为时间关系自然损坏，故宫把黄条取下来，请故宫装裱师傅装裱，装裱后的黄条就展示在佛像边上，观者读取黄条的信息，就相当于了解了宫廷收藏记录。
如何鉴别佛教造像
作为普通人怎么知道这些佛造像来自尼泊尔，或是来自西北印度或是东北印度呢？
罗文华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致力于喜马拉雅艺术研究的学者们纷纷给出了建议：
首先，材质判断。
“我们有个最简单的鉴别办法，就是材质，”罗文华介绍说，在西北印度，绝大部分佛造像用的是黄铜或者青铜，而在北印度大多用黄铜，到了尼泊尔，则用红铜。尼泊尔佛造像绝大部分是红铜鎏金，而其他部分地区的佛教造像很少鎏金。有的人可能会问，展览中有的尼泊尔佛造像没有发现鎏金是什么原因。罗文华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那是因为磨损了，并不是真的没有。
▲《祖师像》藏中 黄铜错银、红铜 13世纪 13.5cm 止观美术馆收藏
前面讲过五方佛，这五方佛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让大家最惊讶的一点，就是它的镶嵌，有各种次宝石的镶嵌，如松石、珊瑚、青金石，还有珍珠等等，还有一种工艺叫错金银，这五尊造像上见到有明显的错银、错红铜的装饰，袈裟边缘白色的线条就是错银，红色的就是错红铜，也就是说造像表面上有复杂的错嵌工艺，这在东北印度造像中是很少见到的。另外，汉地造像，用失蜡法比较晚，而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很早就采用失蜡法铸造铜像，除了失蜡法，五方佛台座上的细小的人物、动物、连枝等等，用其他方法很难做出来，大家可以看到，五方佛的台座，前面是层层折角，后面是个半月形，塑造了各种人物、动物、卷莲纹等等，形象非常饱满，突出台座之外，从侧面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需要非常高超的水平，而且在这么狭小的空间上，表现这么完美的图像组合，非常困难。
其次，通过造像外部特征判断。
学者Ulrich von Schroeder 乌尔里希·冯·施罗德参观后，结合现场展品就佛造像的艺术风格阐述了鉴别佛造像的一些简单方法。
一尊来自10-11世纪尼泊尔的“释迦牟尼佛”，高81厘米，红铜鎏金，这是止观美术馆(ZG1019)藏品。释迦牟尼佛螺发，额头宽阔，大耳长垂，弯眉细目，眼为豆荚状，向下俯视，鼻梁高挺，脸型方正饱满，面带淡淡的笑意，神态沉静慈祥，面部的鎏金基本脱落，显露出光滑细腻的铜质，表现出光滑饱满的肌肤。右手施触地印，带环形手镯，左手施禅定印，着袒右肩袈裟，袈裟质地极为轻薄，边缘处用细劲的条棱表现袈裟如纱般的厚度，袈裟贴体，不表现衣纹，有出水之感，袈裟之下的隐现强壮有力的身体，腹部微微鼓出，展现出蓬勃的活力，结全跏趺坐，袈裟下摆衣褶紧密层叠垂落在双腿前。
此尊造像系红铜鎏金，鎏金有脱落，面部的红铜明亮细腻显示出饱满光滑的肌肤质感，佛面相年轻，气质出众，身体舒张，双肩宽阔，胸膛宽厚，肌肉圆润强健，饱满而富有弹性，具有青春的活力，身体的曲线柔和，对袈裟轻薄质感的处理与身体轮廓的交代表现分明，是尼泊尔10-11世纪的造像特征。
乌尔里希·冯·施罗德高度评价了这尊尼泊尔造像的重要性，造像尺寸堪称硕大，十分罕见，这是尼泊尔艺术史上的杰作。
我们要如何判别一尊佛造像艺术风格呢？最主要是由他的脸部特征做判断，一位供养人委托一名艺术家制作佛像的时候，艺术家为了讨好供养人会让佛像的脸部面相和供养人的种族更为相似，所以沿着丝路一路从中亚到中国发现这些佛造像，越靠近中国，佛像的面部表情更接近中国人的样子。所以当你要辨别一尊佛像产地的时候，第一个会考虑佛像的脸部特征。
▲《释迦牟尼佛》（局部） 犍陀罗 青铜 4-5世纪 44cm 止观美术馆收藏
关于造像，止观美术馆馆長Jeff Watt 杰夫·瓦特也给出了十一个方面可用于对一件作品进行立体分析。
一、题材。可以根据十一种外表形式来判定是哪种题材，然后再进行进一步观察确定其更为精准的身份并对尊像进行命名。比如，一件造像根据外表可以先判断为一尊佛像，然后再进一步确认是什么佛。
二、产地。一件造像的产地与创作时间密切相关。地域和时代这两个方面在分析早期造像时更为容易，大的地域风格更容易辨识。
三、年代。通过与已经研究得很充分、已经发表过的其他造像进行风格和特征上的比较，一般能够确立一件作品的年代。知识犹如建筑，需要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同时也要承认以前的过错和误识。
四、风格。风格与地域和时代密切相关。不同的风格体现的是文化差异，早期来自不同地方的文化提供了灵感来源或范例，加上各地方在身体样态和面部特征上的不同审美趣味，于是产生了众多不同的风格。发式、珠宝、衣着以及基座、莲座、背屏等都是重要的风格要素。早期立像强调的是传统的印度三折枝式姿势。
五、瑬金。一件造像的最后工序，或者说表面的处理有多种可能：不加处理、瑬金、镌刻或镶嵌宝石。一般而言，鎏金类型有两种：汞瑬金和冷瑬金。在采用汞鎏金的造像中，镌刻通常会先于鎏金程序，并且其刻痕较浅 ；而对于表面未加处理的造像，镌刻可深可浅，然后用树脂摩擦表面使镌刻的图案色泽变暗，进而创造出明显的对比效果。
六、比对。对于任何艺术品，对比分析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对造像而言更为重要。因为绘画要复杂得多，通常构图可以为观察者或研究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而造像是一件单一的作品，没有背景，没有补充人物来帮助分析其题材、风格或产地。
七、组合。喜马拉雅风格艺术品中有一半或更多是成套制作的，绘画、织绣和造像均是如此。在对比研究或语境的基础上来试着判断一件造像是单独的作品还是属于大型成套作品中的一件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通过题材可以确定这一点，有时候可以通过题记得知。
八、语境。了解一件造像作品产生的大背景需要积累大量的专业知识，研究与之相关的可比较作品，并且要有一些文化和宗教背景知识。造像基座上的题记是最为有用的信息，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姓名、敬献辞、一个数字和位置参照（左、右、中）。姓名题记通常很短，可能只有一个名字或是名字的缩写，有时会伴有标准的敬语称谓，通常是梵文，但是以艺术家或施主所熟知的纽瓦尔文、藏文或其它文字书写。第二种是敬献辞，一般比较长，包含有一个或两个句子。敬献辞中通常会给出要敬献的人的名字、施主的名字，偶而还会有艺术家的名字、造像的产地，甚至会非常罕见地出现年代。
九、保存状况。时间、气候以及地缘政治变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艺术品。一件艺术品的保存状况是必须要评估的要素。看看有没有任何的裂痕或残缺，对四肢或持物新的或旧的修补等。表面的处理也是需要关注的，外表的光泽可以反映出铜的状况。造像上的汞鎏金可以被去除并以冷金盖上。冷金鎏金同时也可以被运用来遮盖镌刻过程中所造成的瑕疵。另外一个问题是对造像的过度清洗。
十、美学。关于人们为何会去收藏、分析或是研究某些艺术品总是有众多的理由。在这众多的理由当中，对一些人而言，审美或美学是最重要的。美学通常是经过几代的收藏家、学者、鉴赏者建立起来的文化赏评和感知，然后逐步形成一个标准或指南，是一个宽泛的审美标准手册。当然，审美的风险在于可能会主观性强且带有文化偏见。
十一、争议。关于任何艺术品、艺术风格或艺术家，总会有各种争议。对于造像而言，普遍存在的争议总是断代问题。对于确切的年代，专家们可能意见不一致。另一个经常争议的问题是产地。对于历史上有名的艺术家，根据题记或口述史可以知道他曾经创造出许多作品，但我们却难以确认哪些作品是真正出自其手，而哪些是由其学生或是后期的作坊所作。伪造品目前充斥着市场，并且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
要想深入了解，需要具备其所涵盖的地理区域的知识，知道由于文化和审美差异而对艺术在早期和晚期产生的不同影响。 止观美术馆收藏的许多精美造像是过去两千年历史长河中幸存下来的精美佳作。
故宫与止观美术馆联展的意义
当然，区区112件展品对于广大观众了解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起源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此次展览展示的诸多藏品在品质和艺术水平方面均属上乘之作，其中一部分堪称是喜马拉雅造像的重器，无论是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都相当高，不仅能让广大观众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和观摩这些艺术精品，更是给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学习、研究和交流的平台。
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鉴藏家观展后纷纷表示，现场展品令他们很震撼，但是止观美术馆属于私人博物馆，故宫和止观美术馆此次合作，也是很少见的。他们认为，此次联展对藏传佛教艺术乃至喜马拉雅风格艺术的宣传和推广意义重大，并对未来私人博物馆是否有更多机会与故宫乃至世界各大博物馆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充满了期许。
学者Michael Henss 迈克·汉斯：
从笈多王朝开始一直到帕拉时代，佛教艺术一直都在印度发展，这些艺术传到西藏后发展成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艺术容易让人心生感动，这个展厅的许多物件都是最好的例证。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一些外国收藏家和探险家开始在尼泊尔和印度地区寻找喜马拉雅风格的艺术藏品，所以到目前为止，像法国的吉美美术馆、纽约的鲁宾博物馆以及一些瑞士的私人收藏都有很多关于喜马拉雅艺术风格的藏品。中国在这方面的收藏或者说艺术鉴赏者对于这方面的兴趣比较晚一些，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中国在这方面有收藏的国家博物馆包括国博、首博以及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比较特殊，其有自己收藏的历史传统，毕竟很多藏品都是清宫留下的东西。那未来我们或许可以期待私人收藏、私人博物馆的贡献，比如像止观美术馆。
鲁宾博物馆董事Michael McCormick 迈克·麦考米克 ：
故宫和止观美术馆联合举办的这次大型的佛造像精品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展品质量都非常好，有印度、尼泊尔的，有西藏地区的，而且能在故宫展出，意义非凡，这个展示和摆放，光线和角度都非常好非常漂亮，非常有美感和动感，能把这么多高质量的展品聚到一起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光是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经常看到很多中国的藏家和西方藏家之间有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比如，在去年纽约亚洲展览中，很多来自欧洲和中国的藏家到那里去交流学习，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机会。明年鲁宾博物馆和止观美术馆即将迎来第一次合作，这是未来开展更广泛合作的一个开端。
鲁宾博物馆执行总监 Jorrit Britschgi 尤立特·布里奇吉 ：
这些藏品品质非常好，让我非常震撼！
一个博物馆的收藏，重在品质；一个博物馆的存在，对于公众来说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鲁宾博物馆主要是关注喜马拉雅风格艺术，其中也收藏了很多藏传佛教艺术品。博物馆就是要向公众开放，把好的作品展示给公众，让更多的人学习和了解，让公众学习这些作品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在历史上他们是如何进行艺术交流的，比如，从印度、尼泊尔传播到西藏，这种艺术特色是怎样影响到每个地区的艺术发展的。
中国一些博物馆也在出版一些关于藏传佛教艺术品的书，目前来说，中国对佛造像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进展得非常好。
明年鲁宾博物馆将会和止观美术馆合作，来展示止观美术馆里非常好的一些藏品，届时，将向全球公众开放，让大家认识和接受这种艺术，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以后还会和其他艺术机构和组织合作，一起来推广文化艺术的发展。从全球角度来说，博物馆面临的挑战就是合作问题，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一些博物馆都应该多多合作，所以说此次联展是一个开端，未来肯定还会有很多合作，加强推广博物馆的各种艺术品间的交流。
学者 Amy Heller 艾米·海勒：
这次故宫博物院和私人藏馆合办的大型佛造像精品展，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在这个展览中，我们看到很多来自西藏和喀什米尔地区的藏品，在这个造像展上，对于很多初学者或者对造像艺术了解不多的人来说，很适合学习，这个展览可以提供很好的学习机会。对于比较专业的人士来说，这场展览提供了很多不同时期的艺术精品，也是一次极好的交流机会。我想这也是不少学者从世界各地赶来观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止观美术馆馆長 Jeff Watt 杰夫·瓦特：
故宫里的藏品是皇家收藏保存的东西，具有历史重要性。而止观美术馆的藏品在品质上也非常好，只是在收藏领域和方向上有所不同。
在与故宫的大型联展之后，止观美术馆还将举办更多的展览以及各种研讨会，希望推出一些出版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展览和出版作品来推广喜马拉雅风格艺术，不光是在中国，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进行推广，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中西方沟通的桥梁。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 罗文华：
这次展览从学术层面和社会收藏层面来说都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做纯美术欣赏，观者可以欣赏这些精美作品的人体美，可以欣赏它的各种装饰美，像前面讲到的尼泊尔佛造像，全身珠光宝气，其镶嵌非常精美。通常来说我们看到的镶嵌，比如有藏族人喜欢的珊瑚、绿松石、青金石等，它这个上面有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还有各种琉璃镶嵌，在灯光的映照之下，再加上铜鎏金的色彩，你会看到闪闪发光，非常之完美。
在欣赏中还可以看到，印度佛造像与尼泊尔佛造像就审美上的较为明显的区别。印度佛造像身体非常的壮硕，像一个成年男子一样，非常阳刚；而尼泊尔佛造像，其男尊像和女尊像，身材修长，脸部轮廓瘦长，充满了柔媚之感，所以大家经常会说，尼泊尔佛造像是青年人的形象，而且所有造像，多少都透露出一种女性的柔媚之感，这是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以大家尽可能去从美的角度、从工艺的角度去欣赏这些艺术精品。
关于藏传佛教艺术精品你可以在其它博物馆看到，但是极少有一个博物馆，集中如此高水平的藏品并且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同时展示出来，看完此次展览，几乎走完了喜马拉雅艺术史一半的历史进程，所以说这个展览非常重要。另外，整个展览走下来，我们发现故宫的藏品非常好，那是皇家的，历经两百多年，没有流转过程中造成的破损等痕迹，这是多么难得，但是也不要忽略了民间还有很多好的藏品。
故宫此次和止观美术馆合作，并不是因为其有多少藏品，而是因为其藏品的品质非常高。我们希望传达一个准确的信息，所有的展品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珍贵的记录，但是这个记录信息，一旦读起来有歧义，就不适合在这里展览，我们传达的是高品质，客观的、准确的历史年代，以及艺术上的审美。这个展览，未来会在整个中国收藏史，甚至于未来喜马拉雅艺术研究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他的立足之地。另外，我们和私人博物馆的合作是非常严肃的，程序多，原则性强，我们要让文物收藏更加科学、透明和开放。
收藏不是一个用钱来买艺术品的过程，而是不断地研究了解艺术本身的美学意义和历史意识的过程。我们和止观美术馆合作，有个象征意义，私人收藏是整个社会收藏的组成部分，不光是国家能收藏，私人也可以收藏，但是收藏必须客观、科学，真伪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这个展览的完成，对社会收藏是一个推动，同时对于社会收藏来说，也会更加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