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的目的在于真实受用

文/贾题韬

印度达摩祖师是中国禅宗公认的“初祖”——开山祖师，传说梁武帝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出身于印度贵族家庭，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实践家。他在中国传的法与其它宗派有什么不同呢？大家不妨听听。不过这里是依据禅宗灯录上讲的，不是依据《高僧传》和其它的一些有关达摩的记载来讲，因为讲禅宗，当然得用灯录。

在《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许多灯录上都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有次在灵山会上，面对百万人天听众一言不发，只举起一朵花来开示大家。“百万人天”全都莫名其妙，唯有迦叶尊者破颜一笑。

佛便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个故事叫“灵山拈花”，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拈花一笑”就出自于此。这个“法”是怎么“传”的呢？根本没有传，就是佛在这里拈了一下花，迦叶在那边笑了一笑而已。但这样是“印心”，以心印心，以我的心，印你的心，轻松自在，什么也没有，而无上妙法却实实在在就这样传下去了，而且一代二代三代，一直传到二十八代的达摩。达摩看到中国有大乘气象，于是乘船到中国建立禅宗。从达摩、二祖、三祖、四祖、五祖，都是这样传的法，都没有用语言文字来表达，非常微妙。你如果用现在的分别心，用判断、分析、归纳等逻辑思维方法，试图去测度、了解、把握，是绝对无益的，进不去的，所以称为“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

有些人认为“灵山拈花”这则公案在印度大小乘经论里没有记载，因而对此产生了怀疑，这是自然的。在宋朝时有这样的记载：王安石是宰相，也是一个佛教徒，自号“半山居士”。有一次他问佛慧泉禅师：灵山拈花公案出自何处？这位著名的禅师也不知道，说：历代祖师们都这样说，但没有人查到过出处。王安石说这个公案的出处我知道，我在皇上的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梵天问佛决疑经》，里面就记载了这个公案。虽然有这么个记载，可历史上中国的僧人们从来未见过这部经，也没有人提到过这部经。前几年我在北京佛学院讲课，在图书馆里翻阅日本《卐续藏经》时，看到其中居然收集有这部经，里面的确有“灵山拈花”的记载，与禅宗灯录中所说的差不多。不过，这部经不知是什么时候伪造出来的，里面还讲阴阳五行之类的东西。阴阳五行是中国人的专利，印度是没有这套东西的。说它是后人造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个公案的确很美，很巧，充分体现了禅宗的特点和灵气。

从古到今，历来都有一些否定禅宗的议论，如“灵山拈花”是杜撰的，西天二十八祖是杜撰的，《坛经》的作者不是六祖大师等等。如果从历史学、考据学的方法上探讨，这些议论也未必没有道理。以这种方法穷追下去，释迦佛、老子、庄子、耶稣等许多历史人物是否真有其人都可以打上问号。但是佛教不是历史学，不是考据学，而是帮助我们解脱于生死苦海的学问与实践。深化的目的在于人生的真实受用，而不在于其它世间学问。

我有个譬喻，我贾题韬大家不会怀疑是否真有其人吧？如果要考证我这个人，就必须考证我祖父、曾祖父、太祖父，乃至始祖一元公是谁，才能证明我贾题韬是否是合理的存在，这未免太荒谬了吧！对不起，我也说不清我太祖父以上的情况了，连名字都记不得了，是否我就没有这些先人了呢？当然不对。有我的存在，在我之前就必然有我的历代先人。试问，能把一个家谱背上几十代有何意义？考据固然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研究佛教的重点，应是它的思想体系和我们身心性命的实践。佛教的存在，禅宗的存在是个事实，我们应当根据现在佛教的情况去联系历史上的发展，从而弄清楚其思想体系和实践方法就行了。释迦佛活了80岁还是释迦佛，活了79岁还是释迦佛，说他只活了60岁还是释迦佛，但这些考证对整个佛教有何相关？对自己的修行有何相关？

任何宗教都有它的追求，信奉的是绝对的对象。以天主教来说，它信奉上帝，上帝是神，是绝对的，最后的归宿根本不必考虑。上帝产生于哪个时代，那是无法考证的。但对天主教徒来说，相信上帝就行了，天主教就成立了。现在有些研究佛教的人向外国人学那些繁琐的历史方法，很时髦，点大的事就要写出砖头厚的书，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研究禅宗，知道西天有二十八祖的传说就行了，只要有人把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这就足够了。我们就可以依法修行，依教修行，以求解脱。人生无常，生死事大，百年光阴弹指即逝。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上面得到真实的用处，这是人生最要紧的事情。

(摘自《坛经讲座》)